五分钟经济学|翟天临事件的经济分析-来谈经济-财新网

提要

给定北大光华代表了中国最高水平，一旦发现持有北大博士后原来不学无术，人们就会有推测，那些从比北大差的学校毕业的博士们，岂不是更差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有学无钱的好事者们就开始与翟天临死磕，最终的目的当然是“清理门户”，一定要将这种“假博士”清理出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博士文凭真正成为“学识”乃至“智商”的信号发送机制。

最近几期，一直在“不务正业”写《来话西游之“权力的游戏”》。我是就《西游记》解读《西游记》，经过详细的论证，最大的发现是菩提祖师、太上老君和弥勒尊佛的“三圣合一”。

破解了吴承恩老爷子暗设的这个玄机，就会有“见山还是山”、豁然开朗的痛快，就会发现《西游记》中许多显然的矛盾，原来都是“矛盾”得极其符合逻辑。进一步的“考证”说明，看似颇费周折又险象环生的西天取经历程，不过是如来佛祖着观音菩萨作为执行导演一手操办的折子戏而已。

里面的几个主要演员，都是早就“种诸善根”、大有来头的主儿。唐僧乃是现在佛的二徒弟金蝉子转世，十世修真的圣僧；猴子不但是未来佛老君即弥勒的高徒，也是弥勒舍利摩尼珠集天地神气后由老君点化而成的精灵；八戒和沙僧，实际上也是老君弃道向佛之前的入门弟子；至于白龙马，则是跟着老君一路走的龙宫系列的代表。

正因如此，所谓《西游记》的取经之旅，所谓九九八十一难，都是干部提拔前的镀金之旅，一难就是一个履历，少一个都不行。至于最终的果位，当然是早就定好了的。唐僧和猴子，缘分最深，来头最大，分别加冕旃檀功德佛和斗战胜佛，在果位榜上恰好排在观音菩萨之前；而八戒、沙僧、白龙马则分别被授予净坛使者菩萨、金身罗汉菩萨和八部天龙广力菩萨的果位。真可谓“因果报应”，各就其位，万事皆有定数也。

今天咱们回到老本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一下最近霸屏的“翟天临事件”。之所以要评述这个事件，不单因为这件事广受关注，也因为这是一个阐释经济学现实应用的绝佳例子。两句话用在这里很合适，一句是日常的俗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另一句是东坡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所以，就这么一个翟天临事件，从不同的角度看，将会看出不同的东西。

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就是通过描述三位普通的都柏林人，在1904年6月16日从早上8点到晚上2点钟一天之内的种种经历，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人类社会的缩影，“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悲与喜，英雄与懦夫的共存以及宏伟与沉闷的同现”。深入剖析翟天临事件，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老实话，鄙人孤陋寡闻，虽然非常喜欢和赞赏陈忠实先生的小说《白鹿原》，甚至认为这是当代中国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但电视剧版的白鹿原却还真没看过；所以，在此事件之前，我不知道里面饰演白孝文的翟天临，当然更不知道翟天临自小就是牛破天的“学霸”了。本来，在娱乐至死的演艺圈里面，北电的博士名头已经有点高处不胜寒了，但小翟对学霸人设的追求远不就此止步。

中国人喜欢玩经济学诺奖获得者阿克洛夫所谓的“老鼠赛”游戏，每个“老鼠”都不但要往前跑，还要争取比别的“老鼠”跑得快，跑得帅。于是乎，以前大专生就是稀有的人才了，但后来一路打怪升级，能被称为人才的门槛越来越高，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再到博士生。学界的人都很清楚，博士已经是最高学位了，老鼠赛应该就此打住了。

但钟爱“老鼠赛”游戏的中国人可不这么想，博士之后不还有“博士后”吗？这样，本来只是因为找不到正式工作而将就过渡一下的“博士后”工作职位，被一些一心想“高人一头”的人阐释为被博士更牛更高的文凭段位了。一旦这些高人一头的人本来就有令人赞叹的五彩光环，广大的吃瓜群众也就情不自禁地跟着信了。

翟天临就是这种有五彩光环的人，不但人长得帅，可以在著名电视剧中出演主角赚大钱，而且还是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著名学霸。的确，现在都讲“人设”，而翟天临的人设就是演艺圈中的学霸，学霸之中的著名演员。

但是，追求这种完美人设的翟天临突然摊上了大事。事情的起源是喜欢嘚瑟的他一方面晒出了“光华博士后入站通知书”，但另一方面却不知道“中国知网”为何物，这就引起了广大“读书人”的严重不满。

尤其是那些在假期里还为做实验、发文章而夜不能寐，甚至于要“聪明绝顶”的博士生们（Phd candidates），可以说是“出离愤怒”了。这种愤怒，很像是唐雎不辱使命中的“布衣之怒”，大有不让翟天临喋血就誓不罢休的架势。

这件事情依然是“现在正在进行时”，“将来完成时”的结果尚不得而知。但根据好事者在网上扒拉下来的“黑材料”，翟天临在北电拿到博士学位时，并没有发表拿到北电博士学位所必需的C刊论文。

按图索骥，好事者进一步发现，他在非C刊杂志上发表的分析白孝文的文章，拿到知网上查重分析，居然和别人的文章有高达40%的复制率，其中很多话，很多段落与原文作者出来了一字不差的雷同。无需辩解，不论按照任何标准，这都可以被界定为学术不端行为了。

就这样，翟天临苦心经营的学霸演员或者演员学霸的人设轰然间倒塌了。“拔起萝卜带起泥”，翟天临的人设倒塌，不光害了自己，也连累到了他的导师，更让北电和光华都承受了巨大压力。面对汹汹的“布衣之怒”，北电官方发表声明，成立专门的调查组，而光华也发表声明，会根据北电的调查结果做出相应的处理。

分析翟天临事件，最核心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翟天临为何要追求“超级学霸”+“著名演员”的“完美人设”；二，广大“读书人”为何对翟天临追求这种“完美人设”会“出离愤怒”。

要理解清楚上述两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从两个维度将人进行分类。一个维度是学识，另一个维度金钱。一般而言，不管什么人，“学识”和“金钱”都是“正常品”，应该是越多越好。

“腹有诗书气自华”，意思就是说有学识人往往更有气质；至于金钱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人们通常说，虽然金钱可能不是万能的，但没钱似乎是万万不能的。

将“学识”和“金钱”假设为正常品，主要是将那些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知识越多越丑陋”以及“苦行是美德”“金钱如粪土”的人排除在外。我猜想，这样的排除应该是不伤大雅的。

既然学识有高低、金钱有多少，两两组合，我们大致上就可以将人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既有学问，又有金钱。

这类人大概就是川普同志口中经常所谓的人生大赢家。能够列入这个类别的人，虽说比例不高，但绝对数量应该也还是不少的。

中国古人中，著名的例子有陶朱公、子贡等。经济学界里大名鼎鼎的李嘉图和凯恩斯，不光学问做的一级棒，而且也能够知行合一，在资本市场中获取巨大的财富。

再比如，有人可能看过《穷查理年鉴》，这本书的原作者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那个放风筝研究雷电的人，不但是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而且也通过自己的智慧拥有了巨大的财富。

富兰克林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很有善心的人，希望通过《穷查理年鉴》给广大众生传授他所理解的美德以及美德何以成为财富根基的道理。

无独有偶，作为富兰克林的崇拜者，沃伦·巴菲特的黄金搭档查理·芒格也是一个集智慧、德行与财富、声望于一身的人生大赢家。

第二类，虽有学问，但却没钱。

这类人的典型代表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早年曾经也想从股市中捞点钱，但无奈没有李嘉图的本事，最终只能依靠革命挚友恩格斯开工厂养着做学问，于是就有了《资本论》和“科学社会主义”。

著名经济学家厄文·费雪，本来是可以归入人生大赢家的，却不小心最终掉入了这个群体。

作为学者，他创立了著名的费雪公式，即真实利率=名义利率-通胀率，与此同时，他也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在金融市场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1929年的大股灾，让过度自信的他不但输光了本来的财富，而且欠了一大屁股债，最终不得不依靠耶鲁大学出面解决他的生计问题。

第三类，虽然有钱，但无学识。

这类人又细分为很多种类型。有些人可能因为贫困或者各种其他原因，早年错过了读书的最佳机会，但他们本身很精明能干（学问好和会赚钱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通过经商、办实业等方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老干妈创始人陶华碧女士，以及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许多民营企业家，很多都可以归入这一类人。此外，按照我们之前对“明星效应”的分析，在互联网时代，有些人虽然没有多少学识，但可以凭借“运气”、颜值、“内幕消息”以及媒体的炒作力量而一夜暴富。

第四类，既无学识，也无金钱。

尽管学识高低和金钱多少没有通行的标准，但按照统计学规律，绝大多数人应该属于这个群体。比如以金钱为例，通常所谓的“二八定律”意味着，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了百分之八十的社会总财富。

实际上，随着互联网的中心化趋势，现在二八定律以及转化成为一九定律，乃至于5%居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掌握了整个社会95%的财富。

学问以专业分类，五花八门，无法像金钱那样直接可以进行人际比较，但万变不离其宗，在任何一个大致可比的细分领域内，能做到顶尖的都是极少数人。

按照上述分类方式，翟天临很显然属于有钱没学识的第三类人，而他所得罪的，则是有学没钱的第二种人，或者在社会金字塔登顶比赛中选择了第二条路线（即先获得学识，再获得金钱）而努力攀登的第四种人。

既然都是已经成为或者有志于成为第二类人的，我们为表述方便，就把翟天临得罪并与之死磕的这些人统称为第二种人。

现在的问题就来了，第二种人为什么那么看不惯翟天临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立马想起了简·奥斯汀的经典名著《傲慢与偏见》，说的主人公达西和伊丽莎白之间的微妙关系。

达西是富家子弟，对聪明貌美的伊丽莎白一见钟情，但伊丽莎白却对达西充满了偏见，因为她极其讨厌达西身上散发的不可一世的傲慢气息。

很碰巧，一旦翟天临给自己确定了学霸演员的人设，他对于“学识”，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对于“文凭”和“学历”的倾心追求，就好像是傲慢的达西见到了持有偏见的伊丽莎白。

所不同的是，小说中两人最终消除了傲慢与偏见，成就佳缘，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了美丽幸福的生活，但在翟天临事件中，他所得罪的是一大类人，这注定了他不可能与其中每个人都达成和解。

之所以难以和解，是因为翟天临的“跨界”触犯了第二类人的底线。

本来，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已经形成了很强的“偏见”，觉得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万能、娱乐至死的社会中，他们虽然百般努力，但依然时常处在被笑话和被鄙视的地位上。

对他们来说，能够冲淡这种“偏见”情绪的是鲁迅先生讲的“阿Q精神”：你虽然有钱，但我比你有文化。这种阿Q精神的好处乃是给第二类人保持了一点点“赖以自慰”的学术尊严。

而翟天临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残酷地将这些残存的学术尊严也给剥夺了。

这种剥夺，当然不是直接从某个特定的人手中给夺了去的。

在形式上，翟天临似乎并没有伤害第二类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想要的，或者他所得到的，或者他即将有可能重新失去的，只是从北电那儿拿了一张博士文凭，以及从光华管理学院那儿拿了一张博士后入站通知书而已。

但实际上，熟知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柠檬市场”理论的第二类人深刻地知道，这是一种间接的剥夺，他们所采取的乃是一种“私相授受”的“掺水策略”。

前面我们在进行人群分类时，其中一个维度是“学识”，但实际上一个人的“学识”高低，往往是需要时间才能展示出来的“内秀”品质。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但不经过交往，即便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我们看一眼也很难知道他是饱读诗书的。

办法总比问题多。既然日常交往中没那么多时间去了解见到的任何一个人，那就想办法解决这种“非对称信息”给人际交往造成的困难。人们想到了两种异曲同工的办法。一种是“筛选”或者“甄别”（screening），另一种是“信号发送”（sigaling）。

以劳动力市场为例进行说明。

如果没有信息不对称，公司作为雇主知道每个应聘者的能力高低，因而能力高的人得到高工资，能力低的人得到低工资。

但现实情况中，负责招人的人事经理并不确切知道每个应聘者的能力高低，而低能力的人显然有积极性宣称他也是高能力的，希望由此提高自己被雇佣的概率，或者被雇佣时可以得到的工资。

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

“筛选”是站在人事经理角度提供的解决方案。

具体地，人事经理可以为不同人设计不同的“菜单”，让他们自我选择，最终实现“车走车路，马走马路”的“分离均衡”。

要实现这种“分离均衡”，不但要满足应聘者的“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即他们愿意到公司来工作，而且要满足他们的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straint），即高能力者不愿意冒充低能力的，而低能力者也不愿意冒充高能力者。

比如，要拿高工资可以，那每天给大家讲解一篇AER或JF的前沿论文；讲不了？那对不起，赶快去接客服电话吧。

“信号发送”则是站在高能力者的角度所提供的解决方案。

在信息不对称下，通常是低能力者有积极性冒充高能力者，而不是相反；这也就意味着，高能力者有积极性通过“发送信号”的方式，把自己和低能力者分离开来。

很显然，这种信号发送机制若要真能实现信息分离作，那必然是因为低能力者无法模仿，或者模仿起来“得不偿失”。

诺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正是从这个角度阐释了“文凭”作为信号发送机制的功能；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无法直接观察一个人的能力，但我们可以观察他的文凭并据此进行推断，文凭高的学识高，文凭低的学识低。

文凭要成为学识的显示机制，依赖于一个关键假设，即经济学家所谓的“单交叉条件”（single-crossing condition），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马拉松冠军之所以比别人能跑，就是因为越往后面，他多跑一步所感觉得到的劳累程度比其他人更低。

类似的道理，文凭之所以可以显示一个人的学识或者“智商”高低，是因为取得文凭必须“过五关斩六将”通过一门门考试，而智商高的人，每多通过一门考试的“心智成本”更低。

进一步，哈佛大学的博士文凭之所以更值钱，就是因为通过哈佛的资格考试乃至最终的博士论文答辩要更加困难。

翟天临的问题就出在“文凭”或者“学历”上。

第二类人之所以对翟天临出离愤怒，固然不排除是因为他太嘚瑟，但本质原因是翟天临轻轻松松就获得了他们需要寒窗苦读才能得到的文凭；而更加重要的是，翟天临获得这些文凭，不是通过常规方式，而是采用了“弯道超车”的非常规手段。

我们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但根据网上扒拉出来的翟天临在读博期间极其丰满的演艺档期，以及他并没有C刊论文发表，以及他在非C刊杂志发文高达40%的复制率，大致可以判断他是没有时间完成学业以及写论文的。

一句话，第二类人因此判断，翟天临虽然拿到了北电的博士文凭和光华的博士后入站通知书，但却远远没有达到博士所应该有的学识水平。

即便是在中国，也有很多学校，其中就包括了翟天临事件中牵涉到的北电和北大。倘若说北电是术业有专攻，这与一般人没有太高的可比性，但北大光华可就代表了中国的最高水平了。

这样就问题就出来了。给定北大光华代表了中国最高水平，人们一旦发现持有北大“博士后文凭”的人原来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他们就会有因此推测，那些从比北大差的学校毕业的博士们，岂不是更差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前面所述的第二类人就开始与翟天临死磕，最终的目的当然是“清理门户”，一定要将这种“假博士”清理出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博士文凭真正成为“学识”乃至“智商”的信号发送机制。

任何信号，只有当它具有发送成本时，它才可能产生信息分离的作用；而成本越高，信号发送的的信息分离功能越强。

毫无疑问，翟天临也一定不是零成本获得文凭的，只不过他获取文凭的方式与社会正常认可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实际上，他本来可以拿个具有特殊的“孔方兄标记”的文凭，显示自己虽然有文凭，但的确和其他人有所差别，这应该就没有现在的问题了。

但对于翟天临来说，一旦这个文凭被打上了特殊标记以显示区别，那拿这个文凭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个打着“孔方兄标志”的文凭，显示出来的就是孔方兄；孔方兄和孔方兄加在一起还是孔方兄，自然也就无法支撑“演员学霸”或者“学霸演员”的原本人设。

《墨子·公输》中曾经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当时楚国想攻打宋国，持有非攻思想的墨子想阻止这场战争，于是就去见了楚王。

他问楚王，“现在有个人，他抛弃自己华丽的车子，却想偷邻人家的破车子；他抛掉自己的锦绣衣裳，却想去偷邻人家的粗布衣服；他抛掉自己的白米肥肉，却想去偷邻人家的糟糠。你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呢？”

听了这个问题，楚王当然认为，“这家伙肯定是患有盗窃病了”。这样，楚王一下子就掉入到墨子设定的隐喻陷阱了。

墨子接着解释道：“楚国地方五千里，宋国只有五百里，这这相当于彩车与破车之别。楚国有云梦大泽，各种珍贵稀有动物充满其中，有长江，汉水，各种鱼类应有尽有，可谓富甲天下，宋国连野鸡、兔子、狐狸都没有，这简直有佳肴和糟糠之别。楚国有松、梓、楠、樟等名贵木材，而宋国连棵像样的大树都没有，这简直是华丽的丝织品与粗布短衣之别。在这样的情况下，楚国还要攻打宋国，这与患偷窃病的人有何区别呢？”

对照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把翟天临比作楚王，假如他好好呆在云梦大泽而不是整天想着攻打宋国，不管他怎么享受自己鱼水之欢，墨子也不会动用天下的墨者来黑他。实际上，即便是比划比划，面对巧夺天工、善于攻城的公输班，兼爱非攻、善于防守的子墨子都不落下风。其为者何，子墨子有非攻仁义也。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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