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提要

解读林毅夫教授—作为“学术企业家”开创、完善、推广、再不断完善“新结构经济学”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套用《金刚经》的三段论，新结构，即非新结构，是名新结构。

非常荣幸有机会为林毅夫教授的两本新作《园丁集》和《解惑集》写书评。仔细阅读两本书之后，发现这个书评并不好写，因为需要解读和点评的并不仅仅是这两本书，而是林毅夫教授—作为“学术企业家”开创、完善、推广、再不断完善“新结构经济学”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先要对企业家的概念做个阐释。本文将采取最为宽泛的定义。顾名思义，“企业家”就是“企图创业立业之人”，而究其本质，凡是旨在打破常规以谋取超额收益者，都可认为具有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是故，打破经济运行常规，推出新产品、新工艺、新商业模式、设立新企业的人，可以称之为“经济企业家”，这对应于人们通常所谓的企业家，如乔布斯、任正非、马云、马斯克等。打破政治常规者，可以称之为“政治企业家”，最典型的就是“改革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打破军事常规者，可以称之为“军事企业家”，比如汉匈之战采取轻骑兵千里突袭的大汉冠军侯霍去病。

类似地，打破学术常规者，则可以称之为“学术企业家”，在林毅夫教授而言，这就是要打破老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发展经济学甚至于整个经济学科的学术常规，“把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结构的差异性和内生性引进以后”，建立“知成一体”的“新结构经济学”，“不仅要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而且要能够帮助我们成功地改造世界。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成功地改造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

中国古人讲“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两本书有个共同的标签“林毅夫讲习录”，彰显了比追圣贤—明朝大儒阳明先生《传习录》的高远定位。“知成一体”，“知行合一”，“事上练”，窃以为林毅夫教授无疑是以阳明先生为“三立”楷模的。

所谓立德者，是通过“明明德”、“传道受业解惑”，引导“林班”、北大学生以及更广泛的学子们有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不负韶华，抓住时代的机遇，成为大学问家、大企业家、大政治家。所谓立功者，是为中国乃至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提升国民财富的钥匙—制定符合其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所谓立言者，则是以正式的学术论文，各种形式的公开演讲乃至于师生之间问答解惑的微信交流来阐释和传播新结构经济学。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区别了发明（Invention）与创新（Innovation），认为前者只是获得某种新产品或者新工艺的蓝图，而后者则是“新组合”从创造到推广使用的整个过程。以此类比，林毅夫教授作为学术企业家，与一个单纯的学者的区别是，他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不仅仅是停留在书本的层面，还要将其推广运用于改造世界的过程。

但从《园丁集》和《解惑集》可以发现，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趣的是，这非常契合《论语·学而篇》一开始所讲述的为学的三个境界。

首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林毅夫教授讲自己“开悟”，作为对老结构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扬弃，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制定与其差异化禀赋结构相适应的发展政策，是为“学”；以此为基础，将其付诸实践，是为“习”；进而发现其结果超越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当然是令人内心喜悦的，是为“说”。

其次，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谓独乐乐不若众乐乐，林毅夫教授不但积极为中国，而且为波兰、埃塞以及通过世行向更多发展中国家分享他所悟道的发展秘钥。

第三，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里的不知，并非别人不知道我，而是不理解不认可我。朋友相知，若管仲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但孔夫子周游列国却曾困于陈蔡，至于长沮桀溺之类的隐士，他们并非不知道鲁孔丘，只是不认可他的学说而已。

林毅夫教授将希望寄托在作为“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的年轻人身上，他为此引用了普朗克的名言，一种新理论之所以被接受，不是说服了老人，而是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了。或许，这也就是林毅夫教授花费巨大精力办“林班”，与许多学校联合开设新结构研究中心的初衷所在。

诚如北大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教授所总结的，林毅夫教授迄今已有9次“创业”，堪称传奇。但窃以为，提到作为学者的林毅夫教授，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应该是三个词汇：中国奇迹、比较优势和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我个人知道林老师正是从“中国奇迹”的概念开始的。

1997年，我从复旦物理系考取经济系研究生之后，阅读了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的著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但自认为很受启发。他们在书中论证，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应该顺应由其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一旦中国摈弃计划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并由此发挥劳动密集性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将会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的奇迹”。

该书后来被翻译成了很多种语言，观点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接受和赞许，林毅夫教授更是在2008年4月正式受命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在世行首次出任这一要职的发展中国家人士。

该书首次出版是在1994年，也即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重启改革和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两年，当时提出“中国的奇迹”，即便不是绝大多数人，但也一定有很多人持有严重怀疑甚至嘲弄的态度。

同样是1994年，后来荣膺诺奖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著名杂志《外交评论》（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对大众认知影响巨大的文章《东亚奇迹的迷思》，认为东亚经济体快速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大规模的要素动员而非技术进步，形象地说则是来源于汗水而非灵感，因此谈不上什么奇迹，不过是个难以持续的迷思罢了。三年之后的1997年，东亚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让克鲁格曼基于“数字铁律”（Tyranny of numbers）的迷思说即刻变成了风靡全球的神预测。

作为迷思说的自然推演，“中国崩溃论”更加博人眼球。当时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另外还有人做出言之凿凿、更加耸人听闻的预言：“从2001年看，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为五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

这种“末日预言”为“中国崩溃论”者赢得了全球的名声，但同时也送上了不断被事实打脸的尴尬。面对尴尬，他们找到的化解妙方就是将中国崩溃的时间不断后移，并坚信这一刻迟早一定会来临。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情都会经历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消亡的过程，但很显然，“中国崩溃论”并非这种富有哲学意蕴的结论。

后来明白，人类的行为决策具有显著的“确认偏差”，观察现实世界，人们更愿意接受自己喜欢的结果，不愿意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而对模棱两可的现象，总是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进行阐释。

伟大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证明，在任何逻辑自洽的形式体系中，必然存在一些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由此可以想象，对于同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前景，具有不同信仰或者意识形态的人会做出形式上都逻辑自洽但结论上截然相反的判断。

邓小平强调“不争论”，因为到了这个层面，争论注定没有结果。在逻辑穷尽的地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崩溃的中国，欣欣向荣的中国，是对“中国崩溃论”最有力的否定。爱好和平的中国，追求共赢的中国，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最有力的否定。同样地，中国经济2010年GDP总量超越日本，2014年购买力评价超越美国，则是对林毅夫教授1994年关于“中国奇迹”的理论分析和经验预测的最有力的支持。

2003年我刚刚留校工作，参与接待了一个在数年前丢掉政权的东欧政党代表团。复旦有众多的学术机构，但他们点名访问我所在的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研究中心。

原本以为是因为我们中心刚刚入选了首批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基地，但了解下来，真正让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中心的名字。在他们看来，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两个词合二为一，犹如“冰与火之歌”，匪夷所思。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此会形成一个内在逻辑自洽的政治经济体系。

传统的计划体制如此：经济基础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上层建筑应之于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欧美的市场体制亦是如此：经济基础是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上层建筑应之以多元化的“三权分立”或代议制民主。

不怪乎他们产生疑惑甚至质疑，一个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何以能支撑一个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呢？经历了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很多人深信或者开始相信，政治经济体制的跨国竞争必将以美欧体制的全面获胜而告终。

恰好也是在2003年，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奠定其在西方政治学界江湖地位的名著《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形式，或者说其他制度形式最终都会被这种更加先进和有效的体制所替代。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个东欧代表团的疑惑当然不单是他们自己的疑惑，而以我浅薄的学养、阅历和见识，很显然是无法给出让自己满意、令别人信服的理论解释的。但我确信，这是一个需要铭记在心的大问题和真问题。

2008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以雷曼兄弟倒闭为标志性事件，美国的次债危机最终演变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但是，中国没有像末日论者预言的那样走向崩溃，而是在经历了年初严重的南方雪灾之后，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会。

当时我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正在法国图卢兹一大产业经济研究所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与几个中国学生在一家拥有大屏幕电视的麦当劳观看了气势宏大的奥运开幕式。

说老实话，老谋子营造的大场面让我们都觉得有些过于绚丽奢华，但从人们叹为观止的表情中，我又似乎真切地感受到了五千年从未间断的伟大文明，耳畔也似乎突然回旋起那首重金属摇滚《梦回唐朝》：菊花古剑和酒，被咖啡泡入喧嚣的亭院，异族在日坛膜拜古人月亮，开元盛世令人神往……1978年12月22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正式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而到2008年正好是整整三十个年头。

重要的事情值得纪念，尤其是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远超世人的预期。已在垂暮之年但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罗纳德·科斯召开了专门的研讨会。老先生是经济学界的宗师，他所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众多的纪念文章，张五常先生无法到芝加哥会议现场，但专门呈献了《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小册子，无疑是令人叹服的大匠斫。林放问礼之本，孔夫子谓之大哉问。张五常也提出了一个大哉问：“在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张五常先生本人的答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层层转包（Subcontracting）的机制，有力地促进了旨在追求土地租值最大化的“县域竞争”。之所以强调以“县域”为分析单元，是因为在他看来，真正决定中国土地使用最终使用功途的权力掌握在县级地方政府的手中。地方政府之所以追求土地租值最大化，是因为在转包机制下，他们以各种方式分享了由此产生的巨大利益。

周黎安和李宏彬的著名文章表明，GDP表现相对较好的地方，其官员获得政治晋升的概率也相对较大。地方之间的激烈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如果在竞争下的土地租值在增加，经济是在增长”。深以为然，“试一试，看一看”是这个过程背后的真正的指导原则和推动力量。

2016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共同举办了题为《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的学术研讨会，社会上反响热烈，此后更是引发了关于产业政策的“林张之争”。

林毅夫教授倡导“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产业政策是“有为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维护“有效市场”的必要手段。他指出，尽管很多产业政策都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但跨国比较来看，却几乎找不到哪个发展中国家在没有采用产业政策的情况下获得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日本、韩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等东亚经济体作为成功的案例，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广泛使用了或者仍然在广泛使用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

张维迎教授是奥地利学派的忠实拥趸，坚定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产业政策，认为产业政策在本质上就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扭曲了市场本身的“优胜劣汰”机制。在他看来，考虑到能力、信息和激励等诸方面问题，政府官员不论是“选优”还是“汰劣”都不可能比市场做得更好；尽管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确广泛地使用了产业政策，但“同时性”不等于“因果性”，没有产业政策的“干扰”和帮倒忙，这些经济体会发展得更好。

追溯到更早一些则是著名的“杨林之争”。2002年，杨小凯教授在北京做了一场演讲，阐发了“后发劣势”或者“后来者诅咒”（Curse to the later comer）的概念，并由此对中国未来的增长前景表示了深深的担忧。

他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国家是在技术和制度上全面落后的，因而也就需要全面的模仿，但因为模仿制度所需要采取的制度变革必然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落后国家通常都会优先模仿技术。这样做有可能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经济发展，因为给定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通常只需模仿技术就能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伟大成就。

但是，制度模仿的滞后会让长期发展面临许多隐患，甚至会让力图通过模仿而实现赶超的发展中国家最终走向失败。他由此认为，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这样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实现长期发展。

在杨小凯教授的演讲之后，林毅夫教授立即回应写了一篇商榷文章，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即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

与杨小凯相反，林毅夫强调了“后发优势”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认为由于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以及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之间的成本差异，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

林毅夫也不同意杨小凯提出的发挥“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的观点，认为制度本身是内生的，并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等条件各不相同的经济体中，最优的或者最适宜的制度也会不同，因而英美的政治体制既不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他进一步指出，既然英美国家本身都无法避免严重的大萧条和经济危机，英美体制也就无法保证它们的经济发展必然领先于没有这种制度的其他国家，同时不实行英美体制的国家也不见得一定会走向国家机会主义体制化的泥淖。

杨小凯教授在2004年不幸地英年早逝，无法亲眼看到此后中国经济尤其是电子商务一日千里的大发展，但由他所引发的关于“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的争论，却在中国经济学界留下了长久的回响，至今仍然不断地被重新提起，不断地再次引发争论。

类似的争论还有很多，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由此人们不禁要问，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著名经济学家，为何面对“同样”的经济现象或者经济社会，不同人却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释和判断？不排除在特定场合下，争论产生的原因是“各说各话”，即不同人所使用的名义上相同的词汇（比如产业政策），实质上却指代了不同的内涵，但针对某个话题持久地存在争论，背后通常都有着真正的问题。

但何谓真正的问题，真正的大问题？对于经济学这样一个社会科学而言，林毅夫教授有着独到的富有远见的看法。1995 年，他应邀为《经济研究》创刊 40 周年写了题为“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纪念文章，认为“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解释重要国家现象的理论就是重要的理论。因此，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必然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辈出的中心。”

有了大的方向指引，当然还要有更加具体的落实措施。阅读两本书，给我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里面所涉及到各种问题都是值得细究的研究方向，其中《园丁集》的问题更加侧重于“道”的层面，而《解惑集》的问题则更加侧重于“术”的层面。

关于学问之道，林毅夫教授一再引用孔夫子，希望学生们“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复旦长期学习和工作，我想用复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做进一步的解释。

这句话也取自于《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言。与孔夫子一样，子夏也是著名的老师，甚至被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帝王师。子夏的这句话历来有很多解释，但从经济学和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解读或许最具有知行合一的含义。

给定经济学决策归结为约束最优化问题，我们在做个人决策时，不但要知道自己的目标，而且要知道自己所面临的约束。譬如职业选择，我们必须“博学”，才能发现的兴自己趣所在以及具有“比较优势”的方向，而只有做这些方向，我们才更有可能获得幸福感，获得绝对的竞争优势，进而笃定自己的志向，不至于半途而废。

以此为基础，我们还需“切问”和“近思”，问要问得切中肯綮，思要解决当下问题，否则就会掉入志大才疏的陷阱。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基本精神相一致，既然人各偏好不同，人各禀赋不同，每个人都应该寻求最适合于自己的职业，因为并不存在某个适合于所有人的最优职业。

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以此为线索，我们可以发现既有理论面临的一些内在挑战。以我的理解，这种挑战的核心在于如何刻画经济理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每个行为人都被假设具有完美的理性，这表现为，他们至少在或然状态（Contingency）的意义上知道任何事情的任何事情，而且，不论他们所面临的约束最优化有多复杂，瞬间都可以得到最优解，没有任何决策时间，没有任何决策成本。

由此将会出现一系列的悖论。首先，人们强调理论模型的重要性，但理论模型之所以有用，恰好是因为人们的理性有限：倘若人的理性无限，理论推演将不会产生任何新的东西；只要逻辑推导没有错误，不管推理过程多长，结论即是假设。

其次，新古典体系中有不计其数的“动态模型”，比如分析个人层面的生命周期决策，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等等。与“静态”分析相比，这些“动态”分析最大的差别就是引入了时间因素，不光是考虑人们在同一时间上在各种选择之间的权衡，而且还要考虑人们在跨期选择之间的权衡。

但实际上，只要采取完备合约的分析框架，所有的动态分析在本质上都是机械的、“静态”的，因为按时间展开的各种可能的“路径”，即便牵涉到所谓的“动态不一致性”，都是行为人在决策当下完全可以预料的，不管未来具体是哪一条真实路径，行为人都有一个最优的应对预案。

第三，新古典经济学特别强大的一个功能是做事后的解释，但对于指导当下的决策却没有太大的帮助。这种缺乏指导意义特别体现在对于比较优势的认识上面。

从原则上，做符合比较优势的事情肯定更有可能获得绝对的竞争优势，但从原则性的理论到现实的政策和决策有巨大的鸿沟。发展经济学原理的普适性与国家间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异性之间必然会出现矛盾：要么归结于经济学没学好，但这与新古典理论没有认知差异的假设相矛盾；要么将其归结为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异，但这又与资源诅咒现象相冲突。比较优势原理在现实应用中的困难是，不管任何时点，在决策的当下，我们到底是应该顺应静态比较优势呢还是抓住动态比较优势呢？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在理念上给出的答案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而在我看来，能够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真正在理论上自洽融合起来的桥梁是企业家精神。

按照本文一开始的定义，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在于打破常规以谋取超额收益，这意味着，要真正地引入企业家精神，就必须放弃新古典经济学所采取的超级理性或者完备合约的假设，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不自洽、不兼容的。

的确，尽管现实中人们都认为企业家精神极其重要，但在新古典体系中，我们难以看到企业家精神的立锥之地，给定合约完备，哪里还有熊彼特所谓的“新组合”存在的空间呢？

在《园丁集》中，林毅夫教授为学生推荐了10本书，其中有《道德经》和《金刚经》。《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我觉得最为精到地涵盖了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和超额利润：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正因为人际之间认知能力的差异，即下士的愚钝，中士的犹豫，才使得上士有机会从“新组合”中获得创新利润。

由此，为了能够真正将企业家精神纳入到经济分析，窃以为需要做出一个艰难而大胆的选择，即放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内核以及由此而来的机械论研究范式，转而采取有限认知和有限理性的假设，其中不但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人的认知能力还是有差异的，在《本体与常无》中，林毅夫教授正是表达了这样的理性假设。

我们不妨套用《金刚经》的三段论，新结构，即非新结构，是名新结构，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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