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本质就是“既好看又好吃”。

有为政府的作用在于“议程设定”，凝聚社会共识，引导巨资到特定的产业赛道。

有效市场的作用在于“优胜劣汰”，通过效率竞争，在拥挤的赛道上筛选出比亚迪和宁德时代。

【按：本期推送根据笔者在“第七届孙冶方经济学家发展论坛（2024）”上的演讲整理。感谢会议方进行了演讲记录和整理工作。】

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最近的一些思考。今天的报告将围绕两个基本概念展开：一是本次会议的主题“新质生产力”，二是我们自己综合提炼出来的一个新概念“战略性支柱产业”。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新质生产力与战略性支柱产业发展”，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中国社会基本矛盾

我们讲的主题都跟中国现在的重大问题很相关。想要理解中国的政策，首先必须要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因为一切都要围绕主要矛盾展开。

理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从国内视角，第二个从国际视角。然后是怎么来破局？怎么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天主要从一个新的概念“战略性支柱产业”切入，讨论它跟新质生产力有什么样的关系？

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了十九大的重大论断，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已发生显著变化。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转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入发展，已深刻调整国际力量对比。

我们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但也需面对新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在外部压力随时可能升级的背景下，我们的发展战略必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讲双循环？融入了国际分工之后不就是一个自然的全球循环吗？双循环本质上就是要保障在极限打压情况下有自我存活自我发展的能力。

我们来看当前的基本矛盾，这涉及新旧矛盾的转换问题（图1）。

图1：中等收入陷阱：“汉堡挤压”视角

发展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国家从农业国起飞需要跳出马尔萨斯陷阱，而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约1万美元）跃升为发达国家则更为困难，许多国家最终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有多种解释，我认为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汉堡包挤压”效应。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初期融入国际分工后，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很有优势，推动了人均收入的提高。然而，人均收入的提高也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如果定价能力没有同步提升，成本上升将导致利润空间缩小，进而导致国家失去长久增长的动力。

因此，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提高定价能力，从而将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通过定价效应转嫁出去。否则，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打开中国经济上升空间，突破经济发展的天花板。否则，地板上来了就会慢慢被挤死了。

回顾地缘政治背景，中国的许多问题最终可以追溯到地缘政治，国际矛盾实际上是联动的（图2）。

图2 地缘政治与中美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1979年中国融入国际分工，并在随后的四十多年中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被称为“中国奇迹”。

镜像地来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在克林顿时代也经历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美国奇迹”，不符合高增长伴随着高通胀的菲利普斯曲线。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奇迹，另外还有一个美国奇迹，这个本质上的原因是我们用一个俏皮话来讲，原有的格局下中美之间在玩“二人转”。

如今，美国的冷战思维和陷阱逻辑使其将中国视为霸权的最现实挑战者，这使得中美之间的镜像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中国面临通货紧缩，而美国面临通货膨胀。

打个比方，本来为100人准备的饭菜只有50人来消费，结果必然是中国形成了所谓的“产能过剩”和通缩紧缩，而美国则因从墨西哥、东南亚、印度等高成本国家进口导致通胀。

中美之间从“二人转”般的紧密合作到逐步脱钩，或者说有限脱钩，这一现象在经济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们知道，在国际金融中，利率和汇率的决定至关重要。一般而言，利率平价和汇率平价理论可以解释这种关系。在中美关系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盯住浮动的，这意味着利率的变动会相互影响。例如，美国国债利率上升时，人民币利率也会上升；美国国债利率下降时，人民币利率也会下降。

然而，当前的情况是美国国债利率上升，而人民币利率在下降，这反映了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性。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收益率曲线的变化。

通常而言，短期国债利率较低，长期国债利率较高。当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时，即出现收益率曲线倒挂，这通常预示着经济问题，并与金融危机相关。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曲线倒挂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美元一定会出现问题。

二、破局之道：战略性支柱产业

在当前背景下，我们探讨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概念。战略性支柱产业实际上是把两个概念给融合在一起，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都有提及，但“战略性支柱产业”这一概念尚未出现。

如何解释这一概念呢？“战略性”意味着具有前瞻性和重要性的项目，是“好看的”，例如登陆月球，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但不一定是支柱性的。而“支柱性”则指对GDP有显著贡献的产业，是“好吃的”，例如房地产行业，它的产业链非常长和拉动作用很强，所以这两天我们开始有新的支持和托底政策了。战略性支柱产业结合了战略性和支柱性的特点，简言之就是“既好看又好吃”。

从政策角度来说，这个新概念的提出有什么重要性呢？如果战略性产业不是支柱性产业的话，那么相关产业政策的实施在中央跟地方的积极性上面是有差异的。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有一个特征，央地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从毛泽东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到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被反复强调。凡是能够同时调动中央和地方共同积极性的政策，通常其执行力很强且成效显著。如果地方政府或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包含相关指标，该政策就会得到雷厉风行的落实。

如果将战略性产业视为公共品，例如中国的嫦娥六号登月任务，其类似于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可以极大地提升国民自豪感。这类项目主要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对其积极性相对较低。

相比之下，地方政府对新能源汽车、房地产、光伏产业等的积极性极高。这是因为这些产业能够迅速反映在地方政府的政绩和GDP上，同时也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因此，战略性支柱产业应当是一个能够结合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键领域。

图3  国产大飞机C919的案例

以中国的大飞机项目C919为例，我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拥有大飞机，而是要具备制造大飞机的能力。

尽管中国已有大量飞机在飞行，但这些飞机主要由中国民航局管理，而制造大飞机则由工信部负责，这涉及高端制造业。

C919的制造过程极其复杂，需要约200到500万个零部件，必须满足高标准的安全性和经济性要求，使得大飞机制造成为一项巨大的挑战。相较于芯片，大飞机制造在产业链传导方面具有更强的涵盖包容性，能够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将大飞机制造视为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标志之一。

然而，大飞机制造的难度极大。林毅夫老师认为中国产业升级有后发优势，我们可以凭借低成本优势去抵消发达国家的质量优势。但在大飞机领域，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既没有质量优势（尽管可能是主观认知上的），也没有成本优势，因为大飞机的要求非常高，这导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该领域需要大量补贴。

历史上，许多国家尝试过大飞机制造，包括日本、俄罗斯、法国、德国、巴西、加拿大等，但最终除了美国和整合了欧洲资源的空客之外，都未能成功。A是空客，B是波音，现在我们想做C。坦白说这很难，但要打开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天花板，我们必须迎难而上。

从战略性产业向支柱性产业转变，是大飞机产业发展的关键。现在我们的预期应该是未来中国大飞机产业肯定是要提速了，从原来的战略性产业会逐渐的变成战略性支柱产业。

美国民航业对GDP的贡献约为4%，而中国目前仅为0.8%，关键在如何获得制造大飞机的制造能力。

虽然C919在网上被一些人认为只是一个简单的组装项目，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将200多万个零部件组装起来本身是一项极其复杂的集成创新任务，而将这些零部件成功地组装起来并使其安全高效飞行，更是一个不容低估的巨大成就。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成为了技术迭代和进步的平台，维持和培养一支专业队伍对于中国民航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大飞机发展，任重道远且阻，我们固然不能盲目自信，但也不要妄自菲薄。

三、战略性支柱产业发展实践

首先，必须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什么是新型生产关系呢？它首先要能够解决新形势下中国社会面临的国内国际主要矛盾，“新”的本质是用创新的方法解决的新的矛盾。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需要形成一种新型生产关系。例如，在大飞机制造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地运用我国的新型举国体制。

其次，新型生产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协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一对概念。这不仅是政策上重要的问题，也是理论上的关键议题。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难以有效协调这两者，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完美理性”，这与有为政府没有什么关联，有为政府实际上是发展型的政府。

所以要理解企业家精神以及有为政府的作用，我觉得必须引入有限理性，即每个人行为人都面临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而不同行为人则具有认知能力的差异性。

正是在这种常识假设下，企业家和政治家才能发挥作用。给定有限理性，市场的有效性体现在能够更好地收集和处理分散信息方面，而市场的局限性则体现在无法快速凝聚社会共识方面。这种局限性在现代社会和组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实践经验告诉，尤其是面对重大决策，凝聚共识绝非易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产业政策更应该理解为“产业发展政策”，即以发展为目标的所有相关配套政策。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辩证互补关系。

有为政府的作用就是明确主要矛盾，并据此以法律、政策、文件和讲话等方式来“设定议程”，引导巨额投资进入特定的产业赛道。

然而，在这个赛道中的具体发展路径，即便有为政府也是不完全清楚的，进而需要“有效市场”发挥作用。具体地，引入巨额投资进入后，应该鼓励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最终在特定赛道中培育和筛选出成功的企业，如比亚迪和宁德时代。

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短期内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通常都是一地鸡毛，尤其在每个时点片段上，若以美国经济为基准去校准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肯定会发现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但是从长期来看，即把这些短期现象放到一个连续的历史进程中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动态效率。

为何严重的资源错配会展现出巨大的动态效率？既有经济学分析框架并没有对此给出很好的回答。我认为，在有限理性的分析框架下，静态错配与动态效率之间的背离，恰好就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最后，必须坚持“先立后破”的实践方法。“立”与“破”的关系是辩证的，有“立”必有“破”，但顺序上必须先立后破。“破”不是抛弃，而是扬弃，是将老旧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苏联改革的失败教训表明，“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不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

具体实践中，应先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再破除传统老旧产能；先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再破除“双循环”堵点；先立政策取向一致性，再破除协调落实的障碍。这一辩证方法为实现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平稳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