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提要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背景，可为有效因应可能的技术和经济脱钩提供内循环的基础保障。而要贯彻落实，则需重构地方考核机制，以促进跨地区分工合作，并解决各种随之而来的不平衡问题。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颁布，《意见》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既有一般性的指导原则，也有很多具体化的政策目标，对于理解我国未来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从分工和协调的视角谈一些浅见。一、需要从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的战略高度理解《意见》的深刻背景

根据《矛盾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由矛盾所推动的。认识和解决问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同时又要认识和关注到，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可能会发生动态转换。战争是国家之间矛盾发展的最高表现形式。从新中国建立至今，可以几次重要的战争或冲突为标志性事件，梳理我国所处地缘政治和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

一是抗美援朝。在此之后，中国向苏联“一边倒”；“一五计划”中，苏联向中国援建156个重大项目，以此为基础，中国开始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

二是“珍宝岛”战役。这标志着中苏关系从严重破裂到高度对抗，至此中国同时被美国和苏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超级大国所封锁，不得不进入了“自力更生”阶段；而为了国家安全，特别是为了增加战略纵深以预防和应对可能来自美苏的同时侵犯，国家通过“三线建设”将大量的重工业内迁，形成了“逆比较优势”的产业空间布局。

三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战略，这场战争则为改开战略的落实奠定了地缘政治的坚实基础。因为对抗共同的对手苏联，中国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分工和贸易体系，不但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四是911事件。在此之前，中国一直在为重新恢复关贸总协定成员国资格以及后来加入WTO进行艰苦卓绝的谈判，但始终面临着严重的障碍，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始终有既要利用又要遏制的地缘政治战略。

2001年1月20日，小布什正式接替克林顿成为美国总统。小布什一开始对华态度十分强硬，认为不能将中国视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而是应该视为“匹敌的战略竞争者”。

但911事件之后，为了对应基督教和伊斯兰之间的“文明的冲突”，“反恐”成为美国的优先战略，而中美两国在此方面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随着小布什政府的战略调整，中国果断迅速地加入了WTO，依托并充分挖掘中国巨大的比较优势，开启了二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五是华为芯片断供。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在GDP总量上逼近美国，美国基于冷战思维和“修昔底德陷阱”逻辑，对中国的态度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日益将中国视为对其全球霸权最为现实的挑战者。如果说经济利益可以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而实现双赢，霸权的分配则是纯粹的零和博弈，不存在通过交易而实现双赢的机会。

所以，从奥巴马和民主党的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和共和党的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尽管形式有差异，但遏制和打压中国似乎基本上成了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政治正确”。

其中，最具有转折意义的是特朗普总统对华为进行芯片断供乃至于全面的封杀，因为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中美两国甚至于世界各国按照各自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信任和承诺。

信任和承诺的基本特性是，它价值很高，建立起来很难，但破坏起来却很容易。一旦国家之间缺乏了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获得双赢的基本信任和承诺，逆全球化就会从思潮逐渐变成现实。

六是俄罗斯被驱逐出SWIFT系统。最近的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欧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各种严厉的制裁，这都严重冲击了全球化分工贸易的信任基础。其中，最具杀伤力的是俄罗斯被驱逐出SWIFT系统，因为这个“金融核弹”进一步极大地动摇了世界各国对以美元交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的信心。

放眼未来，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仍将快速演化并重新洗牌。对我国来说，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要求祖国的完全统一，但对于持有“新冷战”或者“修昔底德陷阱”思维的美国政客来看，这与“让美国再次伟大”必然存在冲突。

所以，尽管我国仍然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开放发展，但从底线思维的角度，也必须要对中美之间各种形式的经济或技术脱钩，保持清醒的认识，并具有充分有效的应对和反制能力。在此方面，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国家之前提出的“双循环”发展战略一脉相承，可以让我们以全国一盘棋的方式，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和外部冲击。

二、这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应对各种内外重大挑战的必然要求

       斯密在《国富论》开篇指出，国民财富的源泉是分工和专业化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则受制于市场范围的大小，这也就是乔治·斯蒂格勒所谓的斯密定理。斯密定理的一个直接推断是，大国在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上将会享有显著的规模优势。但是，不管是以人口规模，还是地域面积来看，跨国比较都表明，斯密定理所蕴含的大国规模优势只是一种潜能，而不是现实的必然性。

       作为对斯密定理的补充和深化，加里·贝克尔和凯文·墨菲认为，除了市场范围，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还受制于协调成本的大小。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理论命题。一个国家人口再多，潜在资源再丰富，但如果没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动员和协调，这些潜在的竞争优势也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

       国家的动员和协调能力，不光是体现在物质的或者“硬”的基础设施上，而且还体现在制度的或者“软”的基础设施上。对比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可以发现，欧洲自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再也难以回到真正的统一，而中国自秦汉以降，尽管也有不少时间处于分裂状态，但大一统始终是历史的主线。

       为何中国会形成千年大一统？这里面不但有长城、大运河，还有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以及科举体制。以大运河为例，这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后，极大地降低了“南粮北运”的成本，可以为抵御游牧文明的北方边镇提供强有力的后勤支持，促进了南方侧重经济、北方侧重军事的跨区域分工格局。

       即便到了现在，降低协调成本，扩张有效的市场范围，促进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提高国民财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逻辑依然有效。特别地，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现在已经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但也面临逆全球化以及经济、科技脱钩的潜在风险。

       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在这种背景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外循环”提供基础性的“内循环”保障，不但让它们可以凭借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获得巨大的“母市场”优势，也可以避免国内产业链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遇到极端外部冲击时陷入停摆和休克的风险。

      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不妨从创新和分工的视角做个简单的阐释。注意到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资产，创新收益与市场范围成正比，故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但可以促进中国企业之间的产业分工和错位竞争，而且国内市场就能为它们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比较可观的保障，为它们进一步参与国际竞争带来所谓的“母市场”优势。与之相关联，一旦国内大市场本身就可以为国内企业提供基础性的需求保障和创新激励，我国在产业链、创新链等方面的“自主可控性”将会大大提高。

三、需要重构和完善有利于地区之间分工合作的激励机制

前面解读了《意见》的地缘政治背景及其在促进国内产业分工和技术自主可控性方面的重大意义，但考虑到或者正因为我国是一个复杂度很高的大国，贯彻落实好《意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将面临诸多挑战，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重构和完善有利于地区之间分工合作的激励机制。

改开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推动力是地方政府事实上面临着“为增长而竞争”或者说以“GDP锦标赛”为特征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给定其他因素不变，GDP表现相对较好的地方，其政府官员获得政治晋升的可能性更高。

对每个地方政府来说，改善其相对绩效有两种基本策略选择：一是提高自己的GDP表现，二是降低对手的GDP表现。第一种策略大致上代表了这种激励机制的正面效应。最为常见的手段是招商引资，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方政府就需要改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等，让市场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这些都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第二种策略则大致上代表了这种激励机制的负面效应。可以想象不少的相关情形，比如治理跨区污染的积极性不足，甚至采取“以邻为壑”的放纵态度。

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改善自己相对绩效的措施是上述两种策略的综合。比如，牵涉到跨区域的企业间竞争时，不管是为了提高当地的GDP，还是为了维护当地的就业，每个地方政府都有积极性采取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措施，对本地企业甚至是僵尸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同时对其他地区的企业设置市场进入壁垒。

再比如，如果某地企业实现了产品创新或者工艺创新并申请了专利保护，其他地方政府可能就没有太多的积极性认真落实知识产权保护，甚至会默许或者鼓励当地企业进行侵权或者模仿，以提高当地的GDP或者就业等。

正是因为“GDP锦标赛”具有上述两种相反的激励效果，改开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事实，即高速的竞争增长与“诸侯经济”、重复建设、恶性竞争所代表的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持续共存。

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地方保护和区域分割并没有阻碍高速经济增长？一个可能的解答是，在中国经济开始快速融入世界分工和贸易体系的过程中，国际市场实际上构成了各地方进行“GDP锦标赛”的重要竞技场。

一方面，相对于每个地方凭借地方保护主义而圈起来的“自留地”，国际市场足够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另一方面，除了可能会得到地方政府的补贴之外，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是按照优胜劣汰的效率原则进行竞争的。这就是为何中国经济在进入WTO之后，实现了超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相对于国际市场，中国的工业产能和经济体量已经很大了，或者说已经超越了自由扩张的阶段；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外循环开始面临到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一旦外循环遇到障碍，那么，地方政府之间的“GDP锦标赛”就会更加陷入到存量之争，因而相对于它的正面效果，负面效果就开始显现甚至于占优。

正因如此，国家提出要破除“唯GDP论”。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到现阶段，这种“破”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即必须扫清导致地区分割和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各种地方保护主义政策。

但接着的问题是如何“立”，对应于这种新的目标，应该为地方政府设立什么样新的激励机制？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里面应该包括哪些维度，而各维度之间的“权重”又如何设定？这种权重是按照某种规则事前设定的，还是可以事后相机抉择的？

可以预见，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要减少地方政府的市场干预程度，比如减少甚至取消对僵尸企业的财政补贴，这固然会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但至少在短期也会导致落后地区的经济下滑和失业增加，此时当地政府的官员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为此负责？

进一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意味着跨区域的产业分工而不是重复建设，但必然会牵涉到地区之间税收分配问题。比如说，创新是一个从研发到生产到销售的多环节的有机过程，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下，不同地方应该按照其禀赋优势从事不同的环节，其中发达的中心城市因为土地价值很高、环保要求更加严格、高端人才相对聚集，因而应该从事研发环节，而生产活动则应该在其他的周边城市进行。但注意到利税贡献主要发生在生产和销售环节，故如果没有合理的区域间利税分享体系，上述跨区域创新和产业分工很难实现，而这也恰好就是现在区域一体化战略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障碍。

最后，更加一般性地，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必然要求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尤其是向着少数大城市高度集聚，这会提高正常情况下国民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但也会带来一些是潜在的巨大挑战，一是发生巨大冲击时超大规模城市的有效治理问题，二是同一级别行政区跨经济体量差异巨大的各种不平衡问题。这些都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未雨绸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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