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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学遇到通识教育《五分钟经济学126》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提要

 

此演讲录音整理,分享了一些从事经济学通识教学的心得体会。

一、当经济学遇到通识教育

1.何为经济学思维

要让学生掌握经济学思维,就必须首先明确经济学是干什么的。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的定义,经济学是探讨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一门社会科学。当我们探讨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个决策问题时,就必然牵涉到成本收益分析。

从数学角度来说,经济学问题又可以等价地表述为“约束最优化”。也就是说,讨论经济学问题,首先需要了解行为人的目标(目标函数)是什么,以及有什么约束条件,资源的稀缺性就体现在约束条件之中。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端倪,因为人们的任何选择问题,只要可以归结一个“约束最优化”问题,它就可以理解为一个经济学问题。

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均衡。比如,在某个价格下,某种产品的需求恰好等于供给,这就达到了供需均衡。经济学思维的一个厉害之处是一般均衡分析,也就是说,我们思考和决策,不能仅仅关照局部的、短期的效应,还要采取长期的、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经济学强调激励的作用。首先,市场机制或者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就是最为强大的激励机制,它会自动地引导资源流向效率更高的地方。何以为此?人之趋利,如水之就下也。斯密所论证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最为令人赞叹之处是,人人逐私利,却会至于社会至善的结果。

当然,现实并非必然如此,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会导致一系列人们觉得不好的现象,比如环境污染严重,收入差距过大。需要强调,当经济学家用到“过度”、“不足”之类的用语时,他一定是针对某个“比较基准”而言的。新古典经济学中,这个基准就是假设存在一个全知全能、大公无私的社会计划者,让他来决策,社会最终会实现什么样的最优状态。如果市场结果与这个最优状态有差异,则意味着存在资源配置的扭曲。存在扭曲时,我们当然会考虑,是否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缓解扭曲。

理解资源配置扭曲,可以采用外部性的概念。简言之,如果一个人对其决策的成本和收益不负权责,就会产生外部性。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讲的就是没有外部性的状态,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关注成本,又关注收益,因而是最优的。用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将会过度关注成本控制。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则会导致过度铺张浪费。拿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很难预测会出现什么结果。但考虑到做出好的决策一定需要花费努力成本,所以,这本质上会归于花自己钱办别人事的情况,结果是不负责任的人们会滥用“廉价决策权”。

作为应对方式,一种方式科斯的方式,界定产权,尽可能地决策者对决策的成本收益完全负责。另外一种是庇古税机制,比如治理污染,就是要向产生负外部性的污染者征税,通过这种经济杠杆来减少污染。

刚才论述的这些都是激励。成本收益结构就是激励机制。不过这里需求强调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千万不能将激励完全理解为物质激励,因为还有精神激励,或者说激励分为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举个著名的例子说明,有时候过度强调物质激励,会适得其反。

比如考虑家长接送孩子放学迟到的问题,简单的物质激励方式意味着对迟到接孩子的家长进行罚款,以引导他们按时接孩子。但在以色列的实验室中引入这样的方式后,情况是相反的。因为人们会把这种内在心理的成本外化为物质的成本,从而导致迟到成为顺理成章。所以说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激励除了物质激励外,还可以包括心理等方面的激励。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将哲学理解为神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无人地。经济学也是如此,只不过与哲学相比,经济学向着自然科学更加靠近一些,或者说是一门社会科学。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提出,经济学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分析工具的发展史,而好的经济分析需要有历史、理论和统计的“三驾马车”。

任何问题,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知道这个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林毅夫老师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什么样的问题才是重要的问题呢?重要国家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要在具体历史的背景里去理解这些问题,问题本身才会更加明确。

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其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穿透力。理论需要抽象,利用奥卡姆剃刀去芜存菁,把不重要、非本质的东西逐渐舍弃掉,直到再舍弃任何点就会“伤筋动骨”。没有理论支撑的经济分析,必然是表面的、肤浅的。有了理论支撑,经济分析才能给人以洞见和远见。

经济分析的科学性依赖于理论命题的经验检验。这有两点同样重要。一是随着大数据和运算能力的增加,经济学家可以前所未有地检验更多的经济学理论,这使得经济分析的科学性极大地提高。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学本质上是社会科学而不是像物理学一样的自然科学,无法做可控实验,因为社会是高度复杂的,而且人会通过学习和预期而改变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我们由此必须警惕,如果在经济分析中一定要追求物理学般的科学性,其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2. 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通识教育

通识课程教学中,面对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要尽可能地采用通俗的日常语言进行讲授,把经济学的观点和研究内容表述清楚。另外,建议引入更多的案例,让学生有代入感,如可以运用一些大家都熟悉的历史案例,像是三国或者西游记中的故事等。或者也可以举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比如滴滴打车、京东、美团等等。

在举例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提醒学生实现视角的转换,因为经济学很多时候需要站在决策者或者供应者,而不是消费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在滴滴打车的例子上,我会引导学生站在出租车司机或是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进行思考,如果换做是你会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是不是最合理的?这样的思考方式会让学生获得更强的代入感,对教学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由于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会涉及不同的学科,我在举例的过程中也会特别强调交叉学科的有机融合。针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引导学生从不同的学科进行思考,例如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如何看待。当然,这对老师自身的知识背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利用古文经典阐释经济学

举几个在经济学通识课程上利用古文经典阐述经济学的例子。

1.  用比较优势理解“博学而笃志”

“比较优势”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曾经有一位数学家向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保罗·萨缪尔森请教,问他经济学中有什么既有趣、又十分重要的概念。萨缪尔森的首先想到的就是“比较优势”概念。

复旦大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我在课堂上曾用比较优势的概念对前半句“博学而笃志”进行过解释。首先为什么要博学?从经济学的角度,一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学习的内容,既可以去研究数学、物理,也可以去钻研戏曲或中文,所谓“学也无涯”。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就是生命是有限的,也就是“生也有涯”。这时,我们就会面临一个如何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中选择自己职业的问题。

在做出选择以前,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完全信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那么这个选择过程不会那么艰难。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其实也并不是十分了解自己,所谓“知己”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博学”,在不断尝试各种不同专业领域的过程中,逐步去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知道自己擅长的究竟是什么,才能明确自己学习哪个科目觉得更加容易。除了跟自己比,还要把自己学习这些学科的难易程度与他人进行比较。只有相对于他人,才能发现自己相对最为擅长的事情,有了这个比较优势后,才能使自己在未来的竞争市场中获得“绝对优势”。

经过了“博学”的阶段,一个人进行过不同的尝试,知道自己喜欢并且擅长什么以后,才能选定一个特定的方向,才能够笃定自己的信念和志向。这就是“笃志”。但是,在“博学”和“笃志”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很多时候有些人是“无志之人”。为什么说有人立了目标之后,无法坚持下去?除了意志力不强外,也可以说这个人一直在做不擅长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通过通识教育,让学生先“博学”,可以发掘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所在,之后才能“志存高远”。

2.  用外部性理解“切问而近思”

谈完“博学而笃志”,我们再来看后半句“切问而近思”。这里涉及到另一个经济学概念:外部性。外部性说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他人或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切”,有人会说这是“急切”的意思。一个人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在第一时间就不假思索地向他人请教,这似乎很符合道理,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不是最好的办法。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切”字理解为“切中肯綮”更为恰当。一个人在提问前首先应该通过自己的思考,至少把自己的疑问提炼成一个“切中肯綮”的问题,这就是“切问”。譬如“林放问礼”,提出的是一个让孔子都感叹“大哉乎问”的问题。

要知道,任何向他人请教问题的行为,都需要占用别人的时间。但如果你提了一个好问题,对他人可能会有所启发,甚至反过来提升他人对这件事的认识。这就类似于“教学相长”的过程,你的提问不仅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他人,给他人带来了正向的外部性。

反过来,如果提出的问题完全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对于他人来说,就只是纯粹占用了他人的时间,这就相当于给他人带来了负的外部性。“切问”除了要切中要害问题,另一层含义就是要切中当下的实际问题。不但要志存高远,还要避免志大才疏。这也是“近思”的内在要求。

    再举一个利用古文经典阐释经济学的例子。《道德经》有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我以为是对“企业家精神”的最为精到的描述。

人们经常说企业家是因为承担风险而获得超额收益,这种理解对也不对。说不对,是因为没有人真的是因为风险而做某件事情的,人们都是因为看到机会才做某件事情的。

说对,正是其他人认为有风险,即“中士”的犹豫,“下士”的愚钝,才让“上士”有了通过“新组合”而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比如艾伦·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在常人看来,这是一件风险大得超乎想象的事情,但马斯克却是因为觉得可行才去做的,他抓住的机会,就是别人眼中的风险。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差异。


 

三、利用历史观察阐释经济学

众所周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分别是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在这其中,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其他三个文明都相继灭亡。尽管从秦汉以降,中华文明也时常处于分裂状态中,但纵观二十四史,不难发现大一统始终成为中华文明的历史主线,也就是所谓的“分久必合”。通常我们都是从历史或政治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又如何看待中华文明的大一统现象呢?

1.  政治军事领域的规模效应

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著名的“胡焕庸线”,也叫“瑷珲-腾冲”线。胡焕庸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在总结了中国的人口分布规律后,发现如果把云南腾冲和黑龙江瑷珲用一条线连接起来,正好可以把我国的国土面积大致一分为二,东南一侧集中了全国96%左右的人口,西北侧只有4%。

同时,这条线大致与年降水400毫米的等位线基本重合。由于年降水400毫米大致是干旱和湿润气候的分界,也就意味着瑷珲-腾冲线西北侧以游牧文明为主,东南侧以农耕文明为主。

中华文明的根基是农耕文明,历史上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冷兵器时代的游牧民族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华文明要想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使自己得以延续,就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国防力量。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防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品,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大特征。非竞争性,指的是使用人数的增加不会额外增加使用成本;非排他性,指的是一个人无法阻止这个国家内的其他人也使用这种产品。举例来说,如果你的邻居生了孩子,国家并没有为此多增加一分钱的军事开支,你也无法阻止这个孩子享受国防的好处。所以,国防是公共品。

那么,中华文明为国防支付的费用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其中一项流传至今的伟大工程就是长城。长城的本质是军事要塞,修筑长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抗北方游牧民族,消解游牧民族在机动性方面的战斗优势。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连绵几千公里,且都是修筑在险峻的山脊之上,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显然,如此大型的国防基础设施只有大国才具备修筑的可能性,达到修筑的门槛。任何一个小型国家都无法承担如此规模的国防工程。

其次,发动任何一场战争都需要强大的后勤保障。中华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对抗的前线在瑷珲-腾冲一线,主要在华北和西北地区。中国的经济中心历史上逐渐南移,是在铁器产生后。因为南方是酸性土壤,比较有黏性,铁器出现后能够挖掘南方的黏土。所以,当铁器普及后,南方的生产力就得到提升,到宋朝时完成了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此时,国家的粮食生产基地主要在江南一带,北方是军事。如果要充分动员,必须进行“南粮北运”,通过大运河将粮食运到北方,才能形成南北互补的公共风控体系。

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斯密定理”,说明国民财富的源泉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源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导致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答案是市场范围的大小,以及协调成本的高低。原因在于,当市场范围扩大时,市场中可以容纳更多的行业种类。

举个例子,很难想象在一个仅有十几户人的小山村里住着一位铁匠,因为市场中的需求量太少,专门从事打铁活动会面临无人购买的局面。但如果是在上海,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所以说,降低交通运输成本后,就可以使得国家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进一步细化分工。之前提到的南粮北运,也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最近国家提倡的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也是在推进这一思路。

2. 经济上的规模经济与文字的“身份认同”

除了劳动生产率的原因,另一个经济领域的原因在于规模经济。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认为,黄河治理不是一个小国能够完成的。历史上,黄河曾数次改道,北至天津入渤海,南至山东东营入黄海,还一度夺淮入海,东西绵延几千公里。治理黄河所需投入的经济资源不计其数,如果不在足够大的范围内开展治理活动,获取足够的规模经济效应,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既然谈到规模效应,就不得不说其背后隐藏的文化基础。为什么中华文明早在秦始皇时期就实现了大一统,而同时期的欧洲大陆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就很难再统一起来?除了经济军事外,这就要提到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汉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曾专门撰文讨论过“身份认同”的概念。公认的观点是,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志,使用相同语言的人就有相同的民族认同。

汉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音译分音、形意、形音分离。中国人到日本,会发现日本人的名字特别难记。举个例子,我们看到“弗朗西斯·福山”这个名字,会把他的名字对应到“fushan”这个发音。但如果在国际交流中,别人念出“Fukuyama”这个词,其实说的还是弗朗西斯·福山这个人,但我们就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了。象形文字有助于形成大范围的身份认同。

比如一个广东人和山东人,各自的方言大相径庭,说出来的话对方都听不懂。即便如此,只要双方把文字写下来,他们的沟通就能畅通无阻。这样的语言和科举制度相结合,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文化向心力,构成中华文明千年大一统的坚实基础。

罗马帝国时期通行的拉丁文属于拼音文字,各地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又在拉丁文的基础上逐渐演化成各种不同的语言。有了方言,不同地方的人读的声音不一样,就会逐渐演化成不同的语言,也会形成不同的民族的认同问题,比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等。所以,拼音语言文字的演化过程中,更容易分离。但是中国的文字是不一样的,尽管完全听不懂,但写下来是一样的,而且每个人都认同汉族的身份。这可以作为“中国有千年大一统”的一种解释。

 

四、在跨学科对比中阐释经济学

知识的增长意味着学科的高度分化,造成了“隔行如隔山”的情况。现在的所谓的“博士”,并不是因为“博”,而是因为“专”。所以,“博士”真正的含义就是“专家”。虽然学科间壁垒会影响相互交流,但很多知识还是可以触类旁通。在教学过程中,我经常引用其他学科的经典理论或是研究成果,引导学生举一反三,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知识。

1.  如何理解勒沙特列原理

“勒沙特列原理”是经济学中特别重要的原理,具体指的是当经济系统受到某个外生冲击时,会自动衍生出一种相反的力量,来抵消这种冲击。有意思的是,这种抵消外生冲击的现象在不同学科中普遍存在,我会通过引入其他学科中的类似现象或者定理,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的理解。

以勒沙特列原理为例。化学中有个可逆反应,2NO2= N2O4,当压力增加,两摩尔的二氧化氮会转化成一摩尔的四氧化二氮,这个衍生反应会对冲加压的冲击。又如物理学中的“楞次定律”,当原磁场的磁通量增加时,感应电流的磁场与原磁场方向相反,反抗磁通量的增加。增加反抗磁通量正是应对磁场的磁通量增加这一外生冲击的结果。

对应到经济学领域,勒沙特列原理的一个表现便是休谟提出的著名的“货币流量机制”。举个例子,假设英国和法国都采用金本位制,也就是把该国生产的商品用该国持有的黄金来计价,并且同一商品在英国和法国,以黄金计价时处于等价状态。此时黄金作为货币,起到了价值尺度的作用。

假设突发状况,英国从自己的殖民地抢夺了一批黄金回国。这一外生冲击直接导致英国持有的黄金增加。由于英国生产的商品数量没有发生变化,一单位商品对应的黄金数量增加,用黄金标价的商品就比原先更贵。当然,也变得比法国同一商品的标价更贵。

显然,作为英国国民,这时最明智的做法是从法国进口商品,减少国内购买。法国国民反之。又由于英国国民进口法国商品,使用的货币正是黄金,导致黄金从英国向法国流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受外生冲击的影响,英国持有的黄金增加,又由于金本位制度下国内物价升高,黄金向他国流出,部分抵消了外生冲击的影响。即便到了现代的浮动汇率之下,类似的机制仍然是存在的。情况变化,勒沙特列原理本身不会失效,只是会改变它的表现形式。

2. 准确识别因果效应

之所以把经济学定义为社会科学,它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因果效应的识别上。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尤其是存在时间先后的相关性误认为因果性。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打了疫苗的人死亡率更低。这个结论容易忽略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打疫苗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个人可选择的。由于那些身体好的人倾向于选择接种疫苗,所以死亡率低的可能性之一是他们原本的身体素质较高。当然,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要把内生性选择的问题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当然也说明强制性打疫苗与自愿性打疫苗的可能差异。

在识别因果效应的过程中,经济学中目前常用的两种方法分别是双差分和断点回归,其核心就在构造足够可靠的对照组。实际上,这两种方法被普遍应用在不同学科,在一本著名的生物学教材中,就给出了一个通过巧妙构造对照组而帮助因果识别的经典解释。

为了讨论保护色对动物生存的重要性,生物学家设计了一个自然科学实验,实验对象分别是老鹰和沙鼠。我们知道,沙鼠会尽量待在与自己颜色相近的环境中,利用颜色保护自己,避免被老鹰捕食。

实验人员将一片有老鹰出没的白色沙滩作为实验场地,各抓了100只黄色沙鼠和白色沙鼠放在场地里。一天后,实验人员统计两者分别剩余多少,将差值作为保护色的效用。显然,黄色沙鼠被吃掉的数量较白色沙鼠更多。

但这个差值反映了什么问题呢?除了黄色沙鼠更容易被天上的老鹰看到以外,也有可能是白色沙鼠比黄色沙鼠更加适应白色沙滩的环境,例如黄色沙鼠的爪子跟白色沙滩的沙子不相匹配,影响跑动速度,等等。

那么如何解决这种因果识别问题呢答案就是,把实验对象控制为100只白色沙鼠,将其中的50只染成黄色。这样一来,实验组和对照组除了颜色不同,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区别,实验结果的可靠性也就大大提升了。

至于断点回归,我们可以在社会学中找到一则经典运用。我们通常会用一个人的毕业院校解释未来收入,但也常常会注意到一些能力特别强的人,不管有没有上学,最后都能取得相当的成就。

为了确认毕业院校对未来收入的贡献程度,社会学家引入了断点回归的方法,把学生根据985和211的高考分数线划分为两组,进行回归分析。如果两组数据最终的回归拟合线在斜率近似的情况下,截距存在显著差异,那就说明毕业院校确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未来收入。反之,则说明毕业院校对未来收入没有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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