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政治企业家与经济企业家之间互为补充、相互成就的良性互动。“义乌传奇”从微观层面对此给出了极其生动的阐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濒临崩溃的边缘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如何,堪称奇迹。积土方可成山,积水方可成渊,“中国奇迹”的背后,则是无数个人、企业乃至城市的发展传奇,在此中间,义乌又是一个特别值得细究的典型案例。
 
改革开放初期,“鸡毛换糖”的义乌还是浙江最穷的县份之一,但到了2016年,义乌不但雄踞中国百强县第7名,而且位于浙江省的榜首位置。本来贫穷的义乌,何以能实现乌鸡变凤凰式的传奇逆袭,自然令人充满好奇;更加重要的是,通过剖析“义乌传奇”这只“麻雀”,我们或许可以管窥“中国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主要是因为给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营造了足够的市场和政策空间。
 
必须强调,本文所谓的企业家,要比通常的认知更加宽泛,因为在最本质的意义上,任何勇于打破常规而谋取超额收益者,都可以称之为企业家。由此,敢于打破政治常规者,乃是政治企业家,例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敢于打破市场常规者,乃是经济企业家,例如苹果的乔布斯、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等等;敢于打破学术常规者,乃是学术企业家,例如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等等;敢于打破军事常规者,乃是军事企业家,例如反守为攻、千里突袭、深入大漠而封狼居胥的大汉冠军侯霍去病等等。
 
不过,就本文主题而言,有两类企业家至关重要,即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我们可以从目标和手段两个层面来认识他们的差异。
 
就目标而言,经济企业家主要关心他们的经济利益,而政治企业家不但关心他们的经济利益,而且还看重与职位晋升、国家发展等相关联的政治利益;就手段而言,经济企业家只能动用他们的私人资源,而政治企业家则可以动用包括税收减免、土地批租、基建投资在内的各种公共资源。
 
当然,这种概念区分并非泾渭分明,比如企业做到很大,其各种战略选择对可能对整个社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此时就很难说其创立者或者领导人还是纯粹的经济企业家了。
 
抛开这些细节不谈,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得益于政治企业家与经济企业家之间互为补充、相互成就的良性互动,而“义乌传奇”则从微观层面对此给出了极其生动的阐释。
 
一、“鸡毛换糖”的商业传统为义乌孕育了数以万计的经济企业家
 
凡是到义乌调研采访,义乌人一定会“忆苦思甜”地谈起“鸡毛换糖”的故事,这种叙事方式不但让义乌经济腾飞带有了一定的玄幻色彩,而且也的确切中肯綮,因为“鸡毛换糖”的传统为义乌的经济腾飞储备了丰富的经济企业家资源。
 
有据可查,义乌建县历史已有两千多年,但因为人多地少、土地贫瘠,义乌在浙江却历来以穷著名。即便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义乌还是全国有名的农业贫困县,农民穷,县城也穷,“一条马路七盏灯,高音喇叭响全城”的顺口溜,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义乌县城的寒碜情况。
 
所谓穷则思变,从明朝开始,义乌人就逐渐做起了“鸡毛换糖”的买卖营生,顾名思义,这是由义乌人所促成的鸡毛与糖之间的市场交易。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奇怪”交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义乌人对鸡毛有巨大的需求。提起鸡毛的用途,很多人都会想到制作鸡毛掸子,但实际上,这却并非义乌人换取鸡毛的主要动机。原来是义乌人为了解决土地贫瘠的问题,一直有“禾毛肥田”的做法,因为用禽畜毛、人粪尿、焦泥灰、氨水拌合发酵之后得到的肥料,可以极大地提升当地的农作物产量。
 
第二,义乌拥有比较丰富的红糖供给。义乌虽然土地贫瘠,不利于一般的农作物生长,但却盛产一种类似于甘蔗的植物—糖梗,而糖梗经过熬制,又可以得到其他地方相对紧缺的红糖。由于供需的区域差异和穷则思变的压力,成千上万义乌人在农闲时干起了走街串巷、走南闯北的“鸡毛换糖”营生,而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演变出了以“敲糖帮”为代表的旨在提高市场交易效率的各种民间组织。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自由交换总是可以提高交易双方的福利。通过“鸡毛换糖”,义乌人获得了充当肥料资源的鸡毛,而其他地方的人则得到了物美价廉的义乌红糖。
 
容易理解,“鸡毛换糖”只是对义乌人商业传统的形象概括,因为他们的交易对象并非仅仅局限于鸡毛。在走街串巷收鸡毛的过程中,义乌人发现可以顺带贩卖一些小商品,而由此得到的差价收入,也构成了他们改善生活和补贴家用的辅助来源。
 
但有意思的是,在传统社会下只是“鸡毛换糖”附带业务的小商品生意,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逆袭扶正”,构成了义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因为与传统的鸡毛交易相比,贩卖各种各样的小商品具有更大的市场空间,也更能发挥千千万万义乌人的企业家精神。
 
按照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伊瑟雷尔·柯兹纳的解释,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能够发现并实现各种潜在的套利机会。最初,在走街串巷收鸡毛的过程中,义乌人可能只是不经意地发现不同商品在不同地方具有可供套利的价格差异,而到了后来,借助更加现代化的生产和采购,他们开始主动地搜寻各种商品在不同地方的价格差异,进而在更大规模上挖掘小商品交易的“套利机会”。
 
“鸡毛换糖”的商业传统让众多义乌人具有经济企业家的潜能,但具有企业家的潜能与真正成为企业家却是两回事情。如前所述,企业家要获得超常规收益,就必须承担打破常规的创业风险,而他们是否愿意承担这种风险,则与他们的“保留效用”密切相关。
 
不难理解,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一个人从既有工作所得收益越高,其创业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进而在主观上就越不可能放弃既有工作而去创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义乌的“穷”让许多义乌人“穷则思变”,充分挖掘了他们的企业家潜能而成为了实实在在的企业家。
 
我们这么说,不是说穷是一件好事情,而是在于强调企业家精神的关键作用。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上、现实中,人们可以看到“资源诅咒”的案例,许多资源禀赋很好的地方,却因为没有挖掘和发挥企业家精神而最终陷入经济停滞的陷阱。
 
二、义乌有幸遇到了富有担当精神的政治企业家
 
“鸡毛换糖”的营生自明代以来就在义乌一带普遍存在,这说明仅仅强调经济企业家是不足以解释义乌传奇的,或者说,义乌传奇必定还有其他一些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谈及义乌经济腾飞的原因,亲身经历者们几乎都会毫无例外地提到并打心眼感激一个政治人物,即于1982年从衢州调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先生。
 
尽管谢高华在义乌工作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作为本文所谓的“政治企业家”,他的政治担当以及战略远见,对于义乌小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后来的说法,谢高华同志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
 
1982年刚到义乌就任时,谢高华面临的一个是政策与现实严重脱节、政府与市场尖锐对立的混乱局面。
 
一方面,可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旦国家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有着“鸡毛换糖”传统和“穷则思变”的义乌农民再也压抑不住他们内心的企业家精神,不管是沿街叫卖还是路边摆摊,他们见缝插针地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小商品贩卖生意。
 
但另一方面,经过十年“文革”和“极左”思想的不断“洗礼”,绝大多数义乌当地的领导干部和政府官员却对于农民从事小商品交易心存疑虑甚至持否定态度,认为这种“投机倒把”活动不但妨碍公共交通和社会秩序,而且也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所以,当时义乌工商局专门设有一个“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人称“打办”),主要任务就是打击 “不务正业”的义乌农民从事贩卖小商品的“投机倒把”活动。
 
于是乎,众多从事小商品生意的义乌农民就和执法部门玩起了漫无休止的“猫鼠游戏”。一听执法人员来了,摆摊的农民们就一哄而散,而一旦执法人员走了,他们就又卷土重来。为此,不管是小商贩们,还是执法人员都疲于奔命,相互怨气很大,对立情绪一触即发。
 
针对这种混乱局面,初来乍到的谢高华没有立即表态,而是选择了“微服私访”。经过四个多月的实地调研,他最终做出判断:搞活市场符合中央发展商品经济精神,政府需要顺应民意,给市场松绑;小商品经济不但不是义乌的劣势和包袱,反而是搞活和发展义乌经济的必由之路。
 
正是基于这种认知,他顶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风险,在县委常委会上明确表态,“敲糖换鸡毛解决了几万人就业,我看这就是优势办,要想法发挥,不能把搞活的经济又搞得死死的”,并同时宣布了“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为了彻底打消了义乌人发展小商品经济的疑虑,谢高华在一次全县大会上又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到1984年,谢高华又大胆提出并推动“兴商建县”确定为义乌的发展战略。
 
正是因为这些政策支持,以及谢高华作为“一把手”的强力撑腰,农业穷县义乌实现了“弯道超车”式的产业转型,并逐步成长为举世闻名的小商品交易之都。
 
依今天的事后之见,谢高华的这些判断再稀松平常不过了,但在当时的政治生态和经济条件下,他的这些判断却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进一步,考虑到在此之前不久,即谢高华在担任衢县县委书记时还因为“助长高价卖橘子”而被作为“破坏国家计划搞市场自由化”的反面典型遭受了严厉批评,他力排众议支持义乌小商品经济发展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作为后话,1984年12月,谢高华离开义乌,赴金华市担任地委农工部长,但义乌的幸运之处是“人走了,茶却不凉”,因为谢高华之后义乌历任“一把手”都“萧规曹随”,将“兴商”作为义乌经济发展一以贯之的首要战略。
 
尽管历史不可假设,但如果没有谢高华及其继任者们这种实事求是而不计个人得失的政治企业家,义乌小商品经济能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凭借先动优势而脱颖而出,或许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三、“定额包干计征法”的税收改革让义乌小商品经济发展赢得先机
 
解释“义乌传奇”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即为何是义乌而不是其他地方最终发展成了举世闻名的小商品之都?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重商传统在浙江并非义乌所独有,而浙江其他县份也都涌现了锐意改革和富有担当精神的政治企业家。下面的分析表明,义乌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以“定额包干计征法”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可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任何社会,税收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没有税收收入,政府将无法运转,也不能提供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公共品;与此同时,税也还是政府调节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因为不同的征税方式,实际上是为微观经济主体设定了不同的激励方式。所以,政府在进行税制改革时,不但要考虑征税成本,还要考虑税收征管方式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义乌采取的是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有制改造时所形成的“八级累进税制”。抛开细节不谈,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比例税,即政府以营业额为基础按一定比例向企业征税,故随着营业额的增加,企业的应缴纳税收也将成比例增加。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义乌政府很快就发现,这种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老税制”很难适应义乌小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最直接也最棘手的挑战来自于税务部门,因为在义乌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要有效地确定“税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以设想,税务部门的人力非常有限,而他们所需要面对的则是几千个小商品摊位,从加工到经营,各环节牵涉到数万人,各种小商品的价格都是随行就市时刻变化的,而当时的个体经营者普遍缺乏设立账本的习惯,因而很难计算作为计征税额基础的营业额。除了这些客观因素,从主观层面上,也难免有些个体户为了逃税而故意不记账以及漏报瞒报营业额的情况。
 
总而言之,面对小商品经济,比例税制下的征税成本极其高昂。税收干部们为了征税和打击逃税行为,不得不采用盯梢的办法,抓住一个算一个。这样不但征税效率很低,而且还会“抓错人”,比如有时候会把前来进货的客商也当成经营户进行征税。结果是税收干部们疲于奔命,而广大的个体经营户则怨声载道。
 
对于小商品市场所面临的这一实际问题,义乌县委、县政府本着“发展生产,培植税源,造福于民”的指导思想,组织力量深入调研,并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决定采用“二税并一税,定额包干计税”法,即对每个个体商户,不管其经营状况如何,一律按每个摊位800元的定额纳税。
 
简单的分析以及义乌之后的经济发展表明,义乌县委、县政府采取这种固定税是非常大胆也非常具有远见的。具体而言,这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好处:
 
第一,税务干部的征税成本大幅下降,再也不用采取盯梢的办法来确定每个商户的营业额了;
 
第二,比例税制下,每个商户都会被税务部门怀疑为潜在逃税对象,但此时,商户只要向政府缴纳了固定税额,其所有经营就是合法的。进一步,固定税额意味着商户的“边际税率”为零,既然扩大营业额的好处全部归于自己,他们当然就不用投入那些旨在逃税漏税的“非生产性努力”,而只要投入那些旨在做好做大生意的“生产性努力”了。
 
第三,这种以摊位为基准的固定税制,能够有效地区分税制对象,结果是前来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货的客商再也不用担心征税了,这将从需求方极大地扩展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规模。
 
第四,固定额税制让义乌在城市间“税收竞争”中占据优势。很容易理解,从纳税角度看,经营规模很小的商户喜欢比例税,而经营规模很大的商户,比如批发商则偏好固定税。这样,给定其他地方依然采取比例税制,一旦义乌转而采取固定税,它就会对那些小商品批发商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四、平台经济的“正反馈”机制让义乌的先动优势越来越大
 
刚才已经提到,固定税制让义乌在城市间“税收竞争”赢得先机,即会吸引大量的小商品批发商户到义乌开设摊位。下面的分析表明,由此所产生的集聚效应,以及供给和需求之间相互促进的正反馈机制,会让义乌在小商品批发交易上平台优势变得强者恒强。
 
从义乌商户角度看,固定额度的税收类似于固定成本,故交易量越大,它们的平均成本越低,这种“内部规模经济”意味着,与依然采取比例税地区的商户相比,义乌商户将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
 
进一步,大量商户集聚还会产生显著的“外部规模经济”。一方面,商户之间会相互学习经验,会共享进货渠道,这些都会进一步降低它们的经营成本。而另一方面,大量商户集聚在一起会形成“采购小商品,只需到义乌”的效应,并极大地降低采购方的搜寻成本。
 
在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无处不在,而站在采购者的角度看,他们必须收集信息才能知道哪里有他们所需要的产品以及相应的价格,然后经过多方比较之后才能决定最优的采购方案。
 
一旦义乌集聚了大量商户,采购者到义乌不但能对任何一种小商品都做到“货比三家”,而且能对多种小商品完成“一站式”采购,即享受“范围经济”的巨大好处,这些都会极大地省却采购者的信息收集成本以及原来需要在多个城市之间来回奔波之苦和交通成本。
 
若将义乌看作小商品交易的撮合平台,则由上述分析可知,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会产生显著的正反馈机制:义乌平台所集聚的商户越多,则会吸引越多的采购者;反过来,义乌平台上的采购者越多,商户也越有积极性到义乌前来设摊从事小商品批发生意。
 
所以,一旦义乌通过固定税制改革在城市间“税收竞争”赢得先机,则来自于供给面的规模经济以及来自于需求面的范围经济就会相互加强,进而让义乌在小商品交易方面获得并维持其他城市难以匹敌的平台优势。
 
五、义乌传奇的启示
 
讲述了“义乌传奇”之后,谈谈对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是合适的。
 
首先,各地政府必须“实事求是”,制定和实施与当地经济、文化和资源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战略。所谓“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义乌传奇,一如任何其他的成功案例,乃是特定天时、地利以及人和共同作用的产物,是无法简单复制的。
 
其次,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政府要做市场的“援助之手”,而非“掠夺之手”,要创造市场、维护市场,而不是消除市场、替代市场。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营造让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让政府官员成为富有远见和担当精神的“政治企业家”,为千千万万的“经济企业家”保驾护航,而他们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构成了“义乌传奇”,乃至“中国奇迹”的根本动力。
 
最后,对义乌本身来讲,“义乌传奇”也只是代表了过去的辉煌;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时代,造就“义乌传奇”的平台机制越来越向着阿里、京东乃至于拼多多等电商平台转移。如何有效应对数字化带来的革命性挑战,是摆在义乌面前的生与死的挑战。
话题:



0

推荐

寇宗来

寇宗来

140篇文章 78天前更新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创新与知识产权、互联网、公司金融等方面研究。 “经济学家不能光做严肃的学术研究,还要普及好的经济学。” 《五分钟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更多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来谈经济(ID:FININD)。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