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经济学|走下“神坛”的经济学-来谈经济-财新网

提要

完全理性假设的经济分析，注定是只适应于上帝之城的奥林匹亚经济学。必须引入有限理性，这样经济学才会走下神坛，回到世俗社会。

多年前，著名经济学家雅克·克莱默（Jacques Cremer）教授受邀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蒋学模讲座讲授机制设计的课程。

有次一起吃午餐，期间聊到经济学大神肯尼斯·阿罗。雅克谈到一件轶事，曾经一群法国学术大咖在聊法国的中古历史，结果被阿罗好好上了一课，让这些大咖们惊为天人。

之后，雅克呷了一口咖啡，若有所思地评价阿罗：He knows everything about everything（他知道任何事情的任何事情，他无所不知）。学过经济学的人一定会明白，用“无所不知”来形容阿罗绝对算得上“神评价”。

阿罗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是绝对的大神级存在。他对经济学的贡献，绝对不是一个分享的经济学诺奖可以代表的。套个学术的梗，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某个正式的定理来证明“不可能用诺奖来衡量阿罗的学术贡献”的结论。

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图景下，经济行为人是无所不知的，不但知道任何时点的经济状态，还知道经济状态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以此为基础，市场竞争恰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会引导社会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即便考虑风险（Risk）或者信息不对称，只要将每一种或然状态（Contingency）下的产品视为一种新的产品（引入“阿罗证券”），则所有基于完全信息的分析方法便可以完美地拓展和适用。

基于这种完备合约的分析框架，数理工具在经济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乃至于取得了绝对的主导地位。针对于任何问题，只要将其刻画为某个“约束最优化”问题，则不管对应的数学规划有多复杂，则经济模型中的行为人都是可以瞬间得到最优结果的，而他们相互之间博弈又会进一步实现整体的均衡。

在这个完备合约的分析框架下，既然每个行为人都是全知全能的，即便引入时间因素，所有的动态结果在分析的当下都是完全预知的，因而所有的“动态”分析在原则上都可以转化为“静态”分析。

如果觉得这种“确定性”世界太无趣或者缺乏解释力，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各种冲击的方式来制造不确定性。比如，在需求面可以增加人们的偏好冲击，在供给面可以增加技术冲击等等。

但是，阅读《组织的极限》（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这本小册子便可以发现，阿罗大神对于“全知全能”的行为人假设充满了怀疑和警惕，深入讨论了诸如“权威”（authority）、“责任”（responsibility）等概念。

简言之，在这本小册子中，阿罗探讨的许多问题以及所给出的结论，与“非正统”超级大神司马贺（Herbert Simon）基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而对管理行为的分析如出一辙（A Theory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必须强调，这里将司马贺称为非正统大神，只是相对于在经济学领域处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而言的。而之所以将司马贺称为超级大神，是因为他的贡献完全超出了经济学领域。

除了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作为心理学大神获得了美国心理学会的“杰出科学贡献奖”，又作为人工智能的创始大神之一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的最高奖“图灵奖”。

新古典经济学在当今经济学界居于主流，但居于主流不代表得到了完全的认可，也不代表它就是最为科学的分析范式。司马贺就不认可新古典的完全理性，而是大力倡导基于认知和行为科学的有限理性。

若将经济决策理解为“约束最优化”，则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之间的显著区别：

第一，行为人的目标是什么？

对应于完全理性，人们当然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偏好什么，而且他们的偏好不但满足完备性公理（任何两个候选目标都是可以比较的），而且满足传递性公理（如果A优于B，B优于C，则A优于C）。

但在有限理性下，人们并不完全清楚自己的偏好，由此才会有苏格拉底的名言：“了解你自己！”（Know Yourself）。而在儒家学说中，不管是主张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都非常重视“学习”和“教化”的作用。是故，《论语》开篇便是“学而时习之”，而孔夫子之所以要不断地强调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是想借此来构建基于义利之辨的社会价值伦理体系。

按照司马贺的说法，理性的尽头是偏好，而偏好则是人在社会之中逐渐养成的。由此，价值体系的建成一定是娃娃抓起的；为何？人非生而知之者，而小孩子是一张最好写字的空白纸。

第二，行为人面临的约束是什么？

对应于完全理性，经济学家通常主要关注预算约束或资源约束，量入为出，有多少资源办多少事情。更加一般性地，在一个“动态”情形下，比如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行为人可以通过借贷来做跨期的平衡。

对应于有限理性，预算约束和资源约束当然还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增加认知约束或者理性约束。简单来说，既然人的决策是由大脑做出的而大脑的神经元数量和赖以使用的能量都是有限的，那么，人做决策的能力必然也是有限的。

在完全理性的分析范式下，行为人对自己的偏好和所面临的约束都有完全准确的认知，则由无限的决策能力（决策不需要时间，不需要能量）可知，约束最优化必然意味着“理性人考虑边际”，这也正是曼昆在他的著名教科书中列举的十大经济学原理之一。

但在有限理性的分析范式下，决策者最大的理性就是知道自己做不到完全理性，因而他不会追求所谓的“最优”（Optimal），而只会按照司马贺所谓的“大拇指规则”（Rule of Thumb）来寻求一个“合意”（Satisficing）的结果。

一旦认为理性有限，则必然会存在决策成本。而只要引入一点点的决策成本，便知道追求“最优”将不是“合意”的结果。不妨设想，行为人的目标函数随决策变量是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故在完全理性下，最优选择对应于与对称轴相对应的横坐标“点”。

但有限理性意味着，行为人眼神不好或者手不断地在轻微颤抖，因而在横坐标上完全准确地标出那个“最优点”，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将是极其困难的。但行为人却知道，只要在对称轴附近，不管是往左偏一点点还是往右偏一点点都是无关宏旨的，其所得结果与最优结果最多不过相差一个二阶小量而已。

由此可见，只要决策成本不为零，则在对称轴附近大概标记一下将是“合意”的，而花大量的时间精力以确保“边际成本=边际收益”本身就不是最优的。

进一步，给定有限理性，我们无法区分细微的差别，那么，完全理性框架下关于理性人的公理体系就需要修正：

首先，完备性公理需要保留，也必须保留。只要行为人需要做决策，他就必须在各种可及的目标中做出抉择，而做出抉择必然意味着各种目标是可以也必须进行比较的。

但是，传递性公理却必须扬弃：

一方面，强的传递性依然成立。即便行为人无法分辨细微差别，但他们还是可以分辨巨大差异。巨大差异意味着严格占优。也就是说，如果对某个行为人，A严格优于（明显好于）B，B严格优于C，则一定有A严格优于C。

但另一方面，弱传递性却会遇到很大的挑战：不妨用“无异于”表示无法分别。这时候，A无异于B，B无异于C，C无异于D，并不能推导出A无异于D。

举个现实的例子，不妨将“无异于”理解为两个岁数相仿的人可以称兄道弟。然后，将很多人按照岁数由高往低以此排列，则A和B称兄道弟，B和C称兄道弟,C 和D称兄道弟，...，X和Y称兄道弟；很显然，有可能最终A和Y的岁数想去甚远了。

接着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引入决策成本是否会有很大的差别？换句话说，在经济模型中假设行为人具有完全理性是否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好的近似？

客观地讲，这个问题非常难以回答；究其本质，这对应于完备合约和不完备合约两种分析框架的争论。不过，不少的现实观察或许表明，这种差别非常巨大。

第一，如果行为人具有完全理性，他们在决策过程中会利用所有可可得的历史信息以及所有可以理性预期的未来信息，而且不管动态优化的递归方程有多么复杂，他都会立即得到最优结果。但在现实中，我们不但是健忘的，而且是短视的，因而既不会从历史案例汲取足够的经验教训，也不会对未来发展做出合理的长期规划。

一个有趣的历史观察是，自秦汉以降，中国中原王朝在制度建构上基本上采取了“适应性预期”的学习方式，即如果前朝主要亡于外患，则本朝会倾向于采取M型管理结构，通过向地方分权而形成藩镇；而如果前朝主要亡于内忧，则会倾向于采取U型管理结构，通过从地方收权而大力削藩。

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不但展示出王朝更迭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性，同时又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分权—收权”进而王朝覆灭原因在“内忧—外患”上的周期性。

第二，根据诺奖获得者卡尼曼的名著《思考的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可能主要是为了对应“注意力”不足的问题，我们的大脑貌似演化出了两套并行而具有科层（Hierarchy）特点的决策系统。

快系统处理那些符合常规而“不过脑子”的事情，比如看到花是红的，草是绿的，我们一看便知，完全不费脑力；类似地，在马路上开车，红灯停，绿灯行，驾驶员的相应操作都是下意识或不经过大脑的。

但是，如果让计算三位数乘以三位数（比如379乘以473）等于多少，绝大多数人肯定是无法立即给出正确答案的；类似地，单位开会，如果会议室突然来了个陌生面孔，人们通常都会动脑筋猜测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总结起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脑做决策的方式是：对细微的边际（Marginal）效应采取“司空见惯”的态度，根本不会花脑力来斤斤计较，以便将稀缺的注意力和运算力用在应对那些不符合常规的超边际（Infra-Marginal）变化。

大脑演化的这种结果有利有弊，好处是我们本质上是“抓大放小”的，但坏处却是难以“防微杜渐”：犹如“温水煮青蛙”，不利变化每个时点都非常细微，难以察觉，没有应对，但日积月累之后却会酿成天翻地覆的巨大冲击。

此次新冠疫情爆发数年前，富有远见的比尔·盖茨就在TED研究中对此风险做出了严厉的警告，但很少有政治家真正将其当回事情；同样地，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在未来造成的巨灾风险，致力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懂王”也是完全的“不信邪”。

第三，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是一个奇怪的名称。在芝加哥大学的讲座上，诺奖获得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引用了司马贺的一个有趣观察：为何会有行为经济学这样一个经济学分支？

注意到行为经济学的特点是研究人们决策中的“非理性”或者“反常行为”，故在经济学前面加上“行为”的限定词，就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不是人的行为，而是神仙的行为。

第四，现在主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绝大多数学术论文，都假设经济模型中的行为人具有完全理性（至少是无决策成本的），但面对这些论文，不要说非专业人士看不懂，即便是经济学的专业人士，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甚至花了时间也不一定搞得懂。

这本身就是个需要严肃对待的矛盾，说明这些高度数理化的经济学模型刻画的并不是活生生的现实中人，而是“生而知之，无所不知”、面对任何复杂规划或者博弈机制都可以立即得到结论的神仙。正因如此，司马贺将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奥林匹亚经济学（Olympian Economics）。

对奥林匹亚经济学的一个典型辩护是：游泳者不知道刻画游泳的物理方程，但并不意味着他不会游泳，也不意味着他游泳的动作不符合物理方程。按照卡尔·波普对“科学性”的定义，这个辩护的命题因为很难被证伪，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哲学命题而非科学命题。

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的证据说明奥林匹亚经济学不属于世俗社会。比如，在“和谐经济学”中，很难出现现实世界中不断出现的战争，而对于经济周期的解释，自然也不是来自于经济体系的自身矛盾，而是各种为了将模型结果和现实数据进行校准而不得不引入的各种各样的神秘的外生冲击。

既然提到神秘，不妨将我们对物理方程的理解与经济模型的理解进行对比。的确，除了专业的物理学家，我们绝大多数人看不懂麦克斯韦方程，但这并不影响麦克斯韦方程准确地刻画了电磁规律。进行类似的辩护，普通人看不懂经济学模型，并不意味着这些经济模型没有刻画经济现象的本质。

如果回想伟大的牛顿爵士在晚年皈依天主教以寻求对第一推动的解释，则物理规律的“神秘性”似乎就可以理解为它们乃是反应了“上帝”的想法。实际上，进行任何物理研究有一个被世人忽视的根本性假设，即物理世界背后是有规律可寻的。需要强调，这只是一个公理性假设，没有证明，也没有人可以证明。

我们大致上也可以认为，经济体系也会存在一些先验的有待探寻的客观规律，但从逻辑层面讲，探寻客观规律的前提是必须采取合理的前提假设；因为只要逻辑推理没有错误，结论即是假设。倘若说所有的氢原子都是一样的，那么，经济社会中的个人却是大不相同的。

所谓的天赋人权（Men are created equal）只是人们的政治理念或者伦理追求，但要真的分析现实世界，我们或许要对此按照罗尔斯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精神做一点修正：Men are equally created unequal（天地不仁，人各有命）。

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每个人尽管投胎机会均等，但天生禀赋却存在巨大差异。而从有限理性的视角看，人与人之间的禀赋差异最本质地体现为他们认知能力的差异。

且看《论语》。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同样是孔门七十二贤，子贡认为他和颜回相去甚远，因为就触类旁推而言，颜回可以做到“闻一以知十”，而他只能做到“闻一以知二”。

类似地，在《三国演义》中，孔明是事前知，周瑜是事中知，而曹操则是事后知，也正因为这种差异，才有了赤壁之战的三分天下。

实际上，刚才提到的这些人，即便认知能力有差异，那也都已经是人中龙凤，在总体人群中所占比例极小。与他们相比，其他人那便是“夏虫不可语冰”的愚夫愚妇了。

但是，人类社会的现实运行，却不但取决于“人中龙凤”，也还取决于“愚夫愚妇”。所以，在我们熟知的经济学大神中，只有深谙“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的凯恩斯，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不但有高深的经济理论，同时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凭借他的“选美理论”而大获其利。

何谓“选美”？就是不能选择自己认为美的，而是要选择大家认为美的；如果大家都认为无盐胜过西施，你要坚持西施更美就必须在资本市场中付出代价。所以，屈原说“世人皆醉我独醒”，但最终是他而非渔夫投身汨罗以饱鱼腹。

由此可见，忽视人个认知能力不同的经济学，注定只是适应于上帝之城而非世俗社会的奥林匹亚经济学。所以，必须要引入有限理性，以便让奥林匹亚经济学走下神坛，回到活生生的世俗社会。

至于走下神坛的经济学应该如何想象，因为篇幅有限，后面再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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