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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经济学 | 石油博弈

 


 
下图展示了1986年至今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的季度K线,从中可以发现,期间原油价格的波动范围非常巨大,一开始每桶价格只有10美元左右(上世纪70年代曾最低达到每桶5美元),而在2008年则曾经冲高到147.27美元/桶,之后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不断地震荡下行。
如上篇文章所述,2020年3月9日,纽约原油价格突然暴跌26.74%,期间冲击探底更是达到了令人乍舌的34%。这样,在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和原油价格暴跌两个“超级黑天鹅”的共同夹击下,欧美资本市场上出现了让股神巴菲特都大呼“活久见”的熔断潮。后续情况如何演化还有待观察,但即便现在的样子,称之为“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毫不为过。
 
石油被视为工业的血液,其对现代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因如此,每一次国际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不论向上还是向下,都会带有强烈的“因果循环”。一方面,它是“因”,必然对国际资本市场乃至于世界经济格局造成强烈的冲击;而另一方面,它也是“果”,本身就是国际资本市场乃至于世界经济格局激烈博弈的产物。
 
针对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要理解其背后的博弈机制,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巨大影响,首要的问题当然是搞清楚这里面有哪些重要的“玩家”,以及每个“玩家”的利益是如何随着原油价格波动而发生变化的。
 
从原油交易的角度,可以将其中的“大玩家”分为如下三类:首先是“卖家”,即那些出口石油的产油国;其次是“买家”,即那些进口石油的工业国;第三是交易撮合者,这里主要探讨控制买家和买家原油交易手段的利益集团,而在现阶段,这种交易手段主要就是美元。
 
通常情况下,原油出口国希望原油价格越高越好,而原油进口国希望原油价格越低越好,而最终的原油价格则是这两种“对冲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进一步推论,工业国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它们对原油的市场需求将越大,故给定其他因素不变,“均衡”的国际原油价格将越高;反过来,如果某些产油国发现了新的开采成本更低的大油田,它们就会有积极性出口更多的原油,故给定其他因素不变,“均衡”的原油价格将会下降。
 
既然供不应求会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原油生产国就有积极性合谋来限产提价以提高它们的总体收入。最重要也最典型的代表当然是欧佩克,即由扫地阿伯作为带头大哥的石油卡特尔组织。
 
现在提到沙漠酋长们,人们自然想到的是“富得流油”,但类似于“谷贱伤农”,原油产的卖的太多了,到手的钱反而会变少。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他们就在带头大哥扫地阿伯的组织协调下搞成了欧佩克,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限产来推高石油价格。
 
当年欧佩克横空出世,就立即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从1973年10月开始,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每桶石油就从3.01美元飙升到11.651美元,由此直接导致了所谓的第一次石油危机,而对应到美国,则创造了一个新词叫“滞涨”(stagflation),这刻画的是出现了经济停滞(stagnation)和通货膨胀(inflation)并驾齐驱的新现象。
 
在此之前,大行其道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货膨胀只有在经济高涨的时候才会出现,或者说,按照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但正如勒沙特列原理所启示的,面对任何“冲击”,经济体系一定会衍生出某些新生力量以抵消这种“冲击”。站在欧佩克的角度,限产提价在短期内是很酸爽,但这样做却会产生一系列的动态对冲力量,抵消或者反制欧佩克的力量。
 
首先,工业国可以搞石油战略储备。
 
就像做市商一样,它们建造了很多很多的油罐子,油价低时就大量买进,油价高时就大量抛售,这至少在在短期内可以平抑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
 
其次,既然欧佩克是卡特尔,它就永远都有卡特尔的“阿基里斯之踵”,即会因为无法约束参与合谋成员的投机行为而自行趋于失效。
 
对限产导致的高价格,每个成员国都有动机偷偷增产增销,而价格越高,这种偷偷增产增销的动机越强。所以,即便限产对于大家作为一个整体是有益的,但给定每个成员国都心怀鬼胎,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起偷偷增产增销的“囚徒困境”;而一旦大家都偷偷增产增销,限产提价也就趋于失效了。
 
再次,限产提价会让欧佩克产油国市场份额下降,而让非欧佩克产油国渔翁得利。
 
既然非欧佩克成员在原则上不受限产提价的约束,它们一旦面临欧佩克成员的限产导致的高价格,就会乘虚而入,大幅增产,抢夺欧佩克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很显然,非欧佩克成员国的原油产能越大,它对欧佩克限产提价的合谋的制约力量就越强。
 
最后,原油价格变动还会影响替代性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这些替代性能源,除了新油田的开发和勘探之外,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页岩油。据美国《油气》公布的统计数字,全世界页岩油储量超过10万亿吨,远远大于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但相比于原油开采,页岩油的成本也要高很多。这就意味着,如果原油价格很高,页岩油开采就会变得有利可图;反过来说,由于页岩油的巨大储量,页岩油的开采成本就为国际原油价格设置了价格上限。
 
综合上述分析,石油博弈大变局可能来自于三种推动力量:买家发生了巨大变化;卖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交易撮合者或者交易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可以推演,当今石油博弈大变局的推动力量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工业化而变成了世界工厂,也从原油输出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
 
第二,苏联解体,其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严重衰落,GDP已经不及中国的广东省,故在石油产能大致保持不变甚至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其自身石油消耗量的急剧下降,就更加强化了其所作为原油卖方的角色。
 
第三,随着中国制造的崛起以及页岩油的技术革命,美国在原油市场上实现了买卖身份的巨大转换,即从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摇身一变而成为了重要的原油输出国。
 
第四,中美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战略变化。
 
冷战后期,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中美冰释前嫌,形成了实质上的战略合作。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挖掘和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实现了工业化和四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GDP一跃成为世界第二。
 
但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经济式微,以及中国国际地位急剧上升,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其霸权地位最具现实性的挑战者,遏制中国也已经成为美国战略的基本共识,中美由此可能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除此之外,中美之间还存在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而这会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战略竞争。尽管中国一直强调“斗则两伤,合则两利”,但局势的发展并不完全由中国一方说了算,只能边走边看。
 
第五,美元霸权在维护和利益兑现上出现空前的两难冲突。
 
简言之,在现有的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中,美元不单是美国人的美元,也是全世界的美元。只要发生贸易,就必须有某种能把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交易媒介;同时,这种交易媒介还要能够相对稳定地充当价值贮藏手段,以便让其持有者将其转化为他们所需要的任何其他东西。
 
在相当长时间内,国际贸易采取了“金本位制”,其中黄金充当了这种一般等价物。但很显然,在日常的贸易过程中,黄金作为流通手段的效率很低,故二战之后国际社会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美元也由此获得了黄金挂钩的国际货币的地位,即美元可以充当国际贸易的交易媒介,但为了防止美国滥发美元,任何美元持有者都可以随时按照特定比例将美元兑换成为黄金。
 
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对于稳定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促进战后国际经济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正因为其他各国经济的迅速恢复,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比重以及美国持有的黄金储备逐年下降,结果到1971年美元危机爆发,尼克松政府宣布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即美国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
 
美元与黄金脱钩极大地打击了美元的信用,一时间导致了各国抛售美元的狂潮,但经过这种短期震荡之后,凭借着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依然不可替代地维持了国际货币的霸权地位。
 
一旦与黄金这种生产成本极高的贵金属脱钩,美元发行和币值稳定之间就出现了不可避免的两难冲突:一方面,给定只有美国才能发行美元以及美元近乎为零的“生产成本”和通行全球“交易媒介”之间的巨大差异,美国必然有征收美元“铸币税”的机会主义动机。但另一方面,美元要能够通行全球,就必须维持币值的相对稳定,而这又意味着美国必须克制自己征收铸币税的机会主义动机。
 
但如何才能判断币值的相对稳定呢?毫无疑问,没有任何方案是完美的,但有两种或许是最常用也最重要的:
 
一种可能性当然是参考美元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
 
但汇率作为货币与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其本身就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而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地反映出美元的币值变化。一方面,有些货币就是盯住美元的,因而会和美元一起随波逐流,故无法为美元币值稳定给出参考信息;另一方面,即便对某种没有盯住美元的货币,因为它们与美元的汇率不但取决于美元的发行量,也还取决于该种货币自身的发行量,以及美国以及该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变化。
 
第二种可能性也是本文需要着重探讨的,则是为美元找一个具有真实价值的“锚”。
 
按照一般均衡理论,在经济体系中,只有相对价格才是最重要的,而货币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用作度量其它商品价值的计价物。
 
在金本位下,或者在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个“锚”是黄金。尽管黄金本身没有太大的使用价值,但它具有高度的稀缺性;尽管高度的稀缺性可以让黄金比较准确地度量美元的币值稳定,但一个巨大的问题是黄金的供应量无法跟随世界经济增长的步伐,因而在黄金作为硬通货或者国际货币的角度上,会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
 
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在现实交易层面,最能充当美元之锚的功能就落到了原油上面:一是原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具有极其重要的使用价值;二是原油的供需关系可以比较准确地的度量世界经济的冷热,进而从“货币流量说”角度,有助于判断美元供应是否太多或者太少。
 
根据如上所述的原油供求关系和国际政治格局,下面分别从主要玩家的视角以及主要玩家相互关系的角度讨论当下国际石油博弈的几个主要问题或者矛盾:
 
第一,原油价格变化对美国的直接经济利益有何影响?
 
如前所述,经过长期的去工业化,美国作为工业国对原油的自身消耗相对下降,而在页岩油技术取得革命性进展之后,美国的石油产量急剧增加,故综合供需两方面因素,美国在国际原油市场上的身份发生了本质转换,从最大买家变成了超级卖家。由此,单纯从直接的经济利益角度看,美国或者美国公司希望看到原油价格上涨。
 
第二,原油价格变化对中国的直接经济利益有何影响?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工业化而变成了世界工厂,也从原油输出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由此很容易推断,对中国来说,原油价格越低,对中国越好。
 
第三,原油价格变化对欧佩克以及俄罗斯等石油输出国的直接经济利益有和影响?
 
如前所述,石油作为现代工业的血液,其需求弹性是非常小的。故站在石油输出国直接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肯定是原油价格越高越好。实际上,一旦石油价格崩溃,扫地阿伯、俄罗斯以及委内瑞拉等国也会面临极其严峻的财政压力。
 
第四,原油价格对美国战略利益有何影响?
 
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强国,美国如果说有什么国际战略,那么,这种战略的核心目标一定是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维护和体现霸权地位的手段有几个关键的支柱:一、美国超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二、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三、美国拥有全球硬通货美元的发行权。容易发现,这几个支柱都与石油价格密切相关:
 
首先,从中美关系看,原油价格上涨对美国具有双重好处,既增加了自己的直接经济利益,同时又削弱了中国的经济竞争力。
 
其次,从美俄关系看,原油价格上涨对美国喜忧参半,尽管这增加了自己的直接经济利益,但同时也会让俄罗斯变得财大气粗,进而会在诸如叙利亚、克里米亚等问题上更加难以对付。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完全类似。
 
再次,从美国和沙特关系看,原油价格上涨对美国也有具有双重好处,既可以提高自己的直接经济利益,又可以强化其中东盟友沙特的实力,进而可以共同对付诸如俄罗斯和伊朗等国。
 
第五,原油价格变化对沙特和俄罗斯的战略利益有何影响?
 
最近的石油价格崩溃的导火索,据说就是因为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与俄罗斯在限产提价谈判破裂而导致的。按照这种常规解释,原油价格大幅跳水可以视为双方在玩“消耗战”,看谁先耗不下去而被迫重回谈判桌,这种解释的一个合理性在于,沙特和俄罗斯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博弈上是相互对冲的。
 
但从战略博弈的角度看,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沙特和俄罗斯此次谈判破裂或许是在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即美国。如前所述,通过页岩油革命,美国已经从原油进口国变成了原油输出国,而页岩油的储量远远超过石油储量。所以,一旦原油价格高企,进而让大量的美国页岩油公司做大做强,沙特和俄罗斯“富得流油”的历史都会被无情地终结。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沙特和俄罗斯不管彼此有多大的仇恨和过节,都会有积极性联手来一出“苦肉计”,借着谈判破裂而让原油价格大跳水,表面上是沙特和俄罗斯相互伤害,但实际上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即把那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开采成本还很高的众多美国页岩油工厂推向破产清算的境地。
 
第六,如何认识中俄之间达成的长期原油合约?
 
前段时间有个很火的微信文章,很煽情地讨论了中俄早先达成的长期原油合约。其核心思想非常直观,给定现在国际原油价格跌到了每桶20美元左右,如果长协价是每桶90美元,那么,与市场采购相比,中国每进口一桶俄罗斯原油,就相当于亏了70美元。
 
这怎么看都是一个极其不划算的让利交易。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经过中兴、华为事件之后,我发现对这个问题需要更加理性的思考。
 
首先,判断任何决策的好坏,都不能以事后之见去苛求居中决策者。如本文开始的K线图,国际原油价格最高冲到了每桶147美元。若以此为“参考点”,每桶90美元的价格在当时决策时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其次,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原油的定价既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其也有超级大国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的性质。
 
回看历史,苏联解体有很多原因,但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当时原油价格暴跌,让苏联本已羸弱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按照不可全信也不可完全不信的阴谋论,当时石油价格暴跌的一个重要推手就是华尔街。按照“石油美元”的逻辑,美元价格和石油价格之间通常存在一个跷跷板的关系,美元强则石油价格弱,反之则反是。给定华尔街凭借其巨大的金融力量可以影响美元价格,它也就可以间接影响原油价格。
 
进一步,给定海湾国家提供了世界最大的原油供应,美国还可以,也的确经常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通过影响和左右海湾国家的政局而影响原油的国际供应。
 
一旦认识到美国在波斯湾和印度洋上的军舰不是过家家的玩具,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所有战略资源就是,正常情况下是可以自由市场交易的,但真的到了针尖对麦芒的时候,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买得到的。最近美国为了制裁华为而开始将芯片变成“非卖品”的做法,的确给人们好好上了一场战略资源课。
 
应对战略资源掐脖子,最好的办法就是狡兔三窟,至少要有一个稳定的替代方案。90美元一桶的价格,如果与当下的国际原油价格相比,那的确是太高了,但历史不可假设,我们永远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个长协合同的存在,国际原油价格是否会真的跌到这么深,或者说即便跌到这么深,中国能否大量买得到。
 
第七,如何美中俄的三方博弈角度理解原油价格?
 
早先在分析苏联解体时,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连环套博弈”,即在国际政治博弈中,通常是老大联合老三对付老二,老二联合老四对付老三。比如,冷战后期有个完美的例子,即美国与中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苏联与越南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中国与柬埔寨联合起来对付越南。
 
沧海桑田,现在尽管俄罗斯军事实力依然强劲,但经济力量的极度羸弱已经沦为二流强国,而中国则快速崛起,已经无法被美国确定为其霸权地位最具现实性的挑战者,因而不管国人喜欢与否,接受与否,遏制中国都已经成为美国的基本共识。
 
面对这种境况,中国必须防止美俄联合而与中国构成新的连环套博弈。一旦破解美俄联盟的连环套,即便美国可以通过军事力量或者美元霸权操纵石油价格,这样一种工具将不可能做到同时打击中国和俄罗斯。
 
不可忽视,之前川普曾极力倡导美俄联合以共同制约中国,只不过后来因为“通俄案”而悻悻作罢。在此意义上,中俄石油长协合约就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中俄关系的压舱石,也是俄罗斯分担部分军事压力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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