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经济学 | 口罩经济学-来谈经济-财新网

提要

面对汹汹疫情，认为口罩可以自由涨价的经济观点，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在实践上是极其错误的。

现在，全国上上下下最为关切的事情，莫过于新冠肺炎疫情了。作为非医疗专业人士，我们对抗击疫情所能做的最大贡献，大概就是管住自己的腿，在家猫着别乱跑路，管住自己的嘴，戴好口罩别乱说话。

去年猪年，“二师兄”一直是“稀缺性”和“物以稀为贵”的代表，但没想到年关将至时却“晚节不保”，让“口罩”逆袭变成了中国人求之不得的年货。实际上，自从发端于武汉海鲜市场的新冠肺炎被“一拖再拖”而“快速”蔓延为全国性的疫情之后，戴好口罩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就成了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了，因为不管是在超市，还是在药店，还是在网上，都已经是“一罩难求”了。

面对“一罩难求”的情况，一些经济学家们开始发表高见，其中最为“吸睛”的观点就是即便面对汹汹疫情，还是应该让价格机制自由地发挥作用，允许生产者或者囤积者“发国难财”。

他们认为，随着需求突然增加，价格管制导致的低价格会鼓励抢购行为，进而会加剧口罩的“供不应求”。但如果允许口罩自由涨价，则面对高价格，许多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就不买口罩了，进而可以在短期实现需求等于供给的市场出清条件了。

进一步，他们认为“发国难财”的合理性在于，随着口罩价格大涨，口罩生产厂家就会加大生产，其长期效应将是平抑口罩价格，最终又会惠及支付能力更低的消费者了。

上述观点，看起来似乎是符合教科书的经济学基本逻辑的，但细究起来，实则是大错特错。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一直坚持一种市场万能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即经济学只讲理性，而不应该讲诸如公平之类的道德的。所以，为了批驳这种“不讲道德”的经济观点，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抛开经济伦理而只讲效率，因为单纯讲效率就足矣看出这种观点的荒谬之处了。

问题的核心在于佩戴口罩在疫情防治过程中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具体地，佩戴口罩有双重效果：一是防止被别人感染，这是人们戴口罩的“私人收益”；二是可以避免感染别人，这是人们佩戴口罩所产生的“社会收益”。给定人们都是是自私自利的不讲道德的“经济人”，他们佩戴口罩时只会考虑防止被别人感染的“私人受益”，而不会考虑避免感染别人的“社会收益”。

由此得到的一个有趣结论是：即便疫情来袭，人们佩戴口罩的激励是低于社会最优程度的。反言之，为了抗击疫情，社会首先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鼓励人们都要积极佩戴口罩。

那为何又会出现“一罩难求”的情况呢？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给定短期内口罩供给有限而佩戴口罩可以降低自己被感染的概率，每个人都希望让自己享受这种降低受感染的好处，这就突然增加了口罩的市场需求。第二，为了尽可能降低自己被感染的概率，每个人都有积极性购买或者囤积尽可能多的口罩，这进一步加剧了口罩供不应求的局面。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回答哪一种平抑供不应求状况的措施是最有利于疫情防治的？先看价格机制。如果允许口罩自由涨价，则不难理解，最终能够获得口罩的一定是那些以货币支付能力所度量出来的“命最贵”的人。

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社会福利是私人福利的加总。故对于那些支持市场自由定价的人来说，“价高者得”是最符合经济效率的，因为对于同样一个口罩，一个人愿意为其支付的价格越高，则说明将这个口罩分配给他，由此所带来的社会福利越高。

如果口罩的作用是防止雾霾，则从经济效率的观点看，很难说这种分析有什么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佩戴口罩在于防止具有传染性的新冠疫情，而“价高者得”的分配机制家恰好不是社会最优的。最核心的原因是，防止疫情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一个人再有钱，他佩戴口罩都是难以独善其身的！

更加具体地，只要存在人际交往，一个人受感染的概率取决于两个方面因素：第一，他自己的防护程度；第二，他所在环境的病毒密度。这样一分析，问题就清楚了，在非常时刻，价格者得的分配机制虽然让有钱人的自我防护程度提高了，但却会让其所处环境的病毒密度增加了，因为一旦大量的“穷鬼”都没有口罩戴，他们每一次的咳嗽或喷嚏，都会“有效地”增加佩戴口罩者的受感染几率。

所以，就防止疫情这种公害（public bads）而言，最优的口罩分配机制将是让尽可能多的人佩戴口罩，而在短期，最有可能实现这种结果的方法就是价格管制下的配给制。一方面，必须保持口罩的低价格，以便一般人都有能力购买口罩；另一方面，必须限制每个人的口罩购买数量，避免让口罩进入少数人的手中。实际上，上述措施正是政府部门现在所采取的口罩分配方案。

面对汹汹疫情，经济学家所需要做的事情是对疫情防治做出理性分析，而不是提出一些“哗众取宠”的命题。在很多情况下，符合常识就是最有力的经济分析。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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