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经济学|当“数字化生存”遇到“城市的胜利”-来谈经济-财新网

提要

当“数字化生存”遇到“城市的胜利”，世界将会变成怎样？

1996年，美国著名的计算机图像专家、MIT媒体实验室创办人内葛洛庞帝（Negroponte）教授出版了一本风靡全球的著作《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

作者以一种理性科幻的方式，说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各种信息将会从“模拟信号”过渡到“数字信号”；

与连续化的模拟信号相比，离散化的数字信号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准确率进行压缩、编辑和传播，更容易产生规模经济、组合创新和网络效应；

最终，人们将以在数字化世界中生活、学习、工作和互动，即人类将彻底进入一种“数字化生存”的状态。

数字化生存的技术基础是所谓的摩尔定律。

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认为，给定价格不变，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大约每隔18-24个月将会翻番，因而性能也会随之翻番；而随着时间推移，数字化和计算性能都将呈现出令人恐怖的“指数增长”趋势。

尽管摩尔定律只是一个经验规律而非物理自然规律，但迄今为止，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它却展示出了近乎神奇的有效性。现在即是过去的将来。尼葛洛庞帝当时的各种预测，现在已经或者正在变成现实。

数百年前，哥伦布航海确证地球是圆的；但十多年前，托马斯·弗里德曼却认为，信息化、互联网和全球化终将抹平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各种差异，进而得出结论“世界是平的”。

设想一下，在马车时代，要向远方的亲人带个口信，是何等的耗时耗力耗钱！而到了现在，因为数字化，远距离信息传播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本异常低廉。

哪怕两个人相距万里，由于微信等网络通讯工具，他们都可以通过文字、音频乃至视频随时实时沟通，而且成本近乎为零，真可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经济学研究表明，长期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所推动的；而在所有的技术中，通用技术（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又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蒸汽机是一种通用技术，因为它可以为各种生产过程提供更加充足和强大动力，由此也孕育和催生了工业革命。

很显然，信息技术以及由此所派生的互联网技术也是通用技术，因为任何生产和消费环节都可以通过信息化改造而提高效率。现在，人们已经熟知的“互联网+”就其正是刻画了这样一个过程。

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国民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分工引致的生产率提高，而分工程度则最终受限于市场范围的大小。所以，空间距离消失，市场范围扩大，必将导致分工程度加深和生产率提升。

分工程度加深，体现在产业层面则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老产品、老技术和老商业模式不断消亡。特别地，信息化会让传统意义上的产业界变得更加模糊不清，跨界、“野蛮人敲门”也将成为是市场竞争的常态。

既然信息化、数字和互联网化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当然就会有人从中获益，有人因此受损。传统社会中，跨越空间距离的成本很高，人们因此被局限在许许多多相互分割的小市场中。

这意味着，每个人只需要应对其所在小市场的竞争压力，但也因此，即便他做到优秀，所得收益也不会太大。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空间距离在信息意义上不再重要，众多本来相互分割的小市场将不可逆转地整合为一个相互联通的大市场。这将对市场的竞争法则和收益分配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宏观层面，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著名的罗伯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 Theorem），如果某种要素增加，那么，相对更多使用这种要素的产业或者国家将因此受益而拓展，而相对更少使用这种要素的产业或者国家将因此受损而萎缩。

数字化信息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因而数字化信息的指数增长，必然会导致经济日益数字化，即数字经济的份额会越来越大。

而对应到微观层面，那些能够更早、更多掌握大数据且能以更加聪明方式使用大数据的个人或组织将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而与此同时，那些“后知后觉”者则面临被市场淘汰的悲惨命运。

必须明白，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巨大市场中，能比所有对手都强一点点，将是一个极其巨大的竞争优势，因为这会导致所谓的“明星效应”。

明星效应自古有之，但在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明星效应将被空前放大，社会的分配也会从通常的“二八规则”进一步极化到“一九规则”，乃至于具有社会顶部百分之五的人会掌握全社会百分制九十五的财富。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产业结构的重新洗牌，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必然会对社会治理提出严峻挑战。

一如人们正在观察到的，数字的网络化以及网络的数字化，将会塑造少数具有超强市场力量的平台组织。

不管何种平台，最终功能都是撮合某种形式的交易或买卖，而平台在撮合交易方面有典型的“鸡生蛋，蛋生鸡”特性：已经加入某个平台的买家越多，新的卖家将越愿意加入该平台；同样地，已经加入某个平台的卖家越多，新的买家也将越愿意加入该平台。

任何时候，决策者都面临着先动优势与后发优势的两难选择，但因为上述“正反馈”机制，数字经济时代，竞争的天平会更加向先动优势倾斜，因而平台之间的竞争，往往会以“赢者通吃”而告终。

每个城市，不论大小，实际上都是一个复杂交易的撮合平台。

按照空间经济理论，中心城市对周围经济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影响，一种是“中心化”的“虹吸效应”，另一种则是“去中心化”的“辐射效应”。

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过程中，空间距离的“缩短”，无疑会加强“辐射效应”；到与此同时，信息化让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则由前述正反馈机制，虹吸效应将会变得空前强大。

最终的结果，则是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格雷泽所谓的“城市的胜利”，特别是大城市的胜利。

第一，相对于乡村，城市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大的人口规模，因而是更加大而有效的交易撮合平台，故经济的数字化必然伴随经济的城市化。

第二，类似的道理，大城市比小城市会集聚更多的资金、人才、知识、信息，因而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但必须指出，大城市相对于小城市的优势并未一成不变。

在本质上，这种“由大而强”的优势只是一种潜能；它最终能否实现，或者是否会被逆转，则有赖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在我看来，任何具有企业家精神，即旨在通过打破常规而获得超额收益者，都可以被称为某种形式的企业家。

所以，企业家群体中，既有马云、马化腾、任正非以及马斯克等市场企业家，也包括那些富有担当、敢做敢为的官员可以被称为政治企业家。

只有那些能够让各类企业家精诚合作、相辅相成的城市，才能真正抓住数字经济时代所蕴含的巨大机遇，并同时真正应对数字时代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从政府与市场互动的角度看，这些城市的特点是，政治企业家对市场企业家伸出的是“援助之手”，而非“掠夺之手”。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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