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经济学|“一键报警”怎么样？-来谈经济-财新网

提要

顺风车，乃至网约车，不能一棍子打死，因为这背后有民众出行的巨大需求。引入乘客的“一键报警”机制，但须辅之以精细设计的押金和成本补偿机制，既要防止乘客滥用，又要维护平台执法与警方执法的责权利平衡。

乐清滴滴顺风车事件还在继续发酵。滴滴创始人程维先生和总裁柳青女士道歉再道歉，各地方政府管理部门要求滴滴整改，而滴滴也已经无限期下线顺风车业务。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滴滴出事之后，嘀嗒和高德也忙不迭取消或者缩减了顺风车业务。

对于顺风车，现在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激进派”，认为这种业务已经无可救药，应该坚决取缔，早取缔早好。

第二种观点可以称之为“温和派”，认为顺风车业务此前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就是因为它的确满足了人们的出行需求，不能一禁了之。相信经过科学的、以安全为本的业务流程改造，顺风车依然可以是互联网时代解决交通问题的重要手段。

当下的舆论环境中，第一种观点显然具有更大的民意支持。但即便如此，笔者态度很明确，属于上述两种观点中的“温和派”。

在我看来，单纯的取缔，实际上只是转移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给定这世界总是有一些人渣要干坏事，他们不能在这个地方干坏事，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干坏事。所以，取缔顺风车，只是让坏人干坏事转移了战场，而不是真的解决了坏人干坏事。

没有滴滴顺风车之前，奸杀案照样存在。之前网上报道过的白银连环奸杀案就是例证。

当然，“温和派”观点有前提条件，即对顺风车，乃至网约车进行科学的、以安全为本的业务流程再造。

那如何改造？上期文章已经提及了一些初步想法，本期推文再做一些更深层次的探讨。

核心问题是平台执法与警方执法的关系。即在防范和制止犯罪方面，平台与警方分别该扮演什么角色？各自的责权利又有什么？它们之间到底是相互替代的，还是互为补充的？

上述问题，不仅限于网约车，也基本上适用于所有的互联网平台。实际上，这也是最近在征求意见的电子商务法里面的一些核心问题。

对于平台执法与警方执法的关系，很多人的直观反应是：那还用问，当然应该是精诚合作、相辅相成的了！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牵涉到如下棘手问题：

首先是信息的共享问题。

一方面，任何大型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无一例外都是一个大数据公司。每天都会产生海量的交易数据，而这些大数据，被平台公司视为其核心竞争力所在。有了这些大数据，平台公司可以通过云计算乃至人工智能，来预测人们的交易方式和行为习惯，而这背后，显然蕴藏着巨大的市场利益。

另一方面，警方拥有海量的、私人企业不可能所有的个人隐私数据，其中可能包括了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工作职位、收入高低、以及有无犯罪记录等等。

对于任何一笔特定的交易，如果综合上述两种数据库，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出现恶性犯罪的概率。

那如何才能实现两种数据库的共享呢？

很显然，让警方将个人隐私数据披露给私人企业，这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方案。所以，唯一可能的途径是平台将其交易数据共享给警方。

但这也面临着巨大的实施性难题。且不说平台是否愿意这样做，单说警方是否有能力接盘如此的海量数据。我对此深表怀疑。

所以，一种最为可行的方案是，“民不告，官不究；而民若告，警若查，则平台必须全力配合”。

具体来说，对于任何一笔交易，如果交易双方没有争议，没有报警，则警方无需理会。这是符合制度有效运行的成本收益原则的。

不管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承认，尽管顺风车一再出事，但相对于数以万计的日常交易，交易出事的比例非常非常低。所以，对于没有报警的交易不予理会，乃是一种事前的“理性的忽视”（ex ante rational ignorance）。

但是，事前的理性的忽视，必须辅之以事后的有效的救济（ex post remedy）：如果有人报警，则平台企业必须无条件对警方的调查予以配合。

平台的业务流程再造以及国家对平台监管的改进，首先必须扫清各种带有“第二十二条军规”之类的制度障碍。

有效的事后救济，前提是保证在交易出现异常时，受到威胁的交易者能够及时的报警。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做到这一点，技术上并不困难。

上期文章发布之后，有读者提出，给定滴滴app本身已经有定位功能，增添一个“一键报警”功能不就OK了吗？

技术上的确如此；而且，这一点似乎也很重要。

但仅仅做到这一点，却远远不够，还需要辅之以更加精细的制度设计，以解决“一键报警”可能衍生出来的其他问题。

首先是“一键报警”的滥用问题。现在是奸杀案之后的群情激奋时刻，人们会觉得“一键报警”非常必要，但客观地讲，“一键报警”乃是“国之重器”，不可滥用。随便一点点小纠纷，就来个“一键报警”，且不说出警成本，久而久之，一旦“狼来了”的游戏玩多了，警方也会对“一键报警”漠然视之。

所以，“一键报警”应该有，但对其使用必须设置足够高的门槛。

最简单可行的门槛就是货币门槛。任何人，如果要使用一键报警，必须预支一笔不菲的押金。

然后，警方出警，如果确证真有威胁存在，则向报警者退回该笔押金；但如果警方发现没有真正的威胁，则没收该笔押金。

显然，这笔押金不能太低，否则报警者可以更加心安理得地随意玩“狼来了”的游戏；但这笔押金也不是要高到能够补偿警方的出警成本的地步，因为它产生作用的条件是，只要高到让虚假报警者感到心疼就可以了。

其次，或许也更加重要的是平台与警方的责任转移问题。没有“一键报警”机制，出了事，平台公司乃是千夫所指的对象；但有了“一键报警”机制，如果出事而警方行动不力，民众的怨气就会洒在警方身上。

所以，一旦真的引入“一键报警”机制，警方必然会为平台分担巨大的责任。平台必须为这种责任的转嫁而买单！

前面已经提到，乘客启动“一键报警”的押金，实际上不足以弥补警方的出警成本，而剩下来的部分，平台应该成为主要承担者。

至于平台是否完全补差乃至过度补偿，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警察本身就具有维护公共治安的职责，并由公帑得到了补偿。

但平台必须承担责任，因为这里面牵涉到重要的激励效应：平台担负的成本越高，平台越有积极性改善业务流程，以防止乘客触发“一键报警”。

分析到这里，可以对本文做简单的总结了。本文的核心观点如下：

第一，顺风车，乃至网约车，不能一棍子打死，因为这背后有民众出行的巨大需求；

第二，一旦有紧急事情，平台必须无条件与警方配合，监管部门也必须扫清各种“第二十二条军规”。

第三，引入乘客的“一键报警”机制，但必须辅之以精细设计的押金和成本补偿机制，既要防止乘客滥用，又要维护平台执法与警方执法之间责权利的微妙平衡。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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