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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经济学|顺风车,莫让滴滴变陌陌

提要
顺风车一再出事,但单纯的禁止,貌似解决问题,实则没有解决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是:提高赔偿标准,让滴滴安心成为滴滴;对滴滴而言,做好自己,切莫让滴滴变陌陌。

滴滴顺风车又出事了。
 
2018年5月6日,河南郑州,空姐搭乘顺风车被害,惨状令人发指,舆情汹汹,滴滴被要求整改。一百多天过去,舆论硝烟已然散去,但问题显然并没有解决。
 
2018年8月24日,浙江乐清,年轻女孩赵某从当地虹桥镇搭乘滴滴顺风车前往永嘉县,结果在图中被司机奸杀;女孩遇害前,曾多次联系滴滴平台,甚至发出呼救信号,但可惜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应对。
 
根据后来进一步披露的信息,在女孩遇害前一天,同样是那个恶魔司机,可能对搭乘顺风车的另一名女孩图谋不轨;那名女孩有幸逃脱后,向滴滴平台投诉,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至于才有了后面的悲剧。
 
网络曝光之后,与迟钝的客服不同,滴滴公司第一时间出来,诚恳道歉,主动认错,而浙江方面也行动迅速,要求暂停滴滴顺风车的浙江业务,进行整改。
 
滴滴顺风车再次出事,让滴滴陷入了汹涌的舆论旋涡,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困境。面对顺风车的此类问题,如何解决?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像很多愤怒的网友的那样,禁止顺风车业务,顺带让滴滴去死。的确,现在不光是滴滴顺风车,连同高德顺风车都至少是暂时下线了。
 
但是,这种解决办法,虽然听起来很解气,但并非真正的解决办法,可以算是泼水将孩子一起泼掉了。这里有两点原因值得强调:
 
第一,滴滴以及嘀嗒乃至高德顺风车,之所以能够出现并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它们实际上有助于解决老百姓面临的交通问题。一刀切式地禁止顺风车,最多只能说是压住葫芦浮起瓢,解决了一种问题,但产生了另一种问题。
 
第二,顺风车一再出事情,是否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尚有待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郑州空姐案与乐清杀人案的两名司机,其行为都具有明显的“非理性”。在网约车交易情形下,这两名司机只要是理性的,就应该很清楚,想杀了人而逃脱法网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反过来推理,这两名司机的所作所为,不能以常理度之。一个合理的推定是,这两名司机,即便不是作为司机杀人,也会以其他身份杀人。在此意义上,禁止顺风车,除了加剧老百姓的交通问题之外,实际上并不能降低变态杀人,只不过改变了变态杀人的方式而已。
 
这样说,当然不是说滴滴没有责任。连滴滴自己都忙不迭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责任了。但是,滴滴忙不迭承认错误和责任,与准确理解和有效预防此类问题却是两回事情。
 
这里牵涉到的问题是,对于这种悲剧,滴滴在多大程度上是“疏忽”(negligence)或“不作为”的,与之相对应地,滴滴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进一步,监管部门的应对措施,又会如何影响滴滴的行为以及市场的运行结果?
 
参考查德·波斯纳的经典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或者其他法经济学的相关著作可知,任何合理性的制度安排,都需要经得起成本收益分析,而既有文献对于过失的认定及其责任也有非常深入的讨论,这集中体现为所谓的“汉德规则”。
 
汉德规则是取名于美国的大法官勒恩尼德·汉德(Learned Hand),他以关注法律判决中的“正义”(Justice)而闻名于世。很有意思的是他的名字,这是两个常见的英文单词,Learned意为“有学识的”,Hand意为“手”;所以,我们不妨可以他的名字意译为“高手”,而“汉德规则”,也可相应地称为“高手规则”。
 
下面讨论如何使用汉德规则来分析顺风车交易中的过失责任问题。
 
顺风车交易达成之时,交易双方以及滴滴等撮合此类交易的互联网平台,都是无法完全预知交易进程和最终结果的,即这种合同总是“不完备的”。
 
即便如此,从概念上还是可以将交易结果分为“顺利”和“出事”两大类。不妨将“顺利”时的(平均)社会净收益记为B,而将“出事”时的社会净损失记为L,这远大于B。
 
尽管前有郑州案,现有乐清案,但考虑到每天有数以万计的顺风车交易,客观地讲,交易“出事”的概率还是非常低的,或者说交易顺利的概率P是非常高的。
 
汉德规则的基本假设是,交易“顺利”的概率P不是外生给定的常数,而是交易平台的预防努力E的函数。
 
不妨假设,预防努力E越大,P越大,但预防努力提高交易顺利进行(即降低出事概率)的作用是“边际递减的”(从数学上讲,这意味着P’(E)>0,P’’(E)<0)。
 
为什么呢?设想一下,每个司机犯罪的“门槛”是不同的。如果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面对各种诱惑,许多人都有可能产生犯罪的动机,而随着安全保障措施逐渐增加,那些犯罪门槛比较高的人不再有犯罪的企图了;但最终,还是有一些犯罪门槛特别低的人,即便安全措施再高,也无法阻止他们的犯罪企图。
 
进一步假设,预防努力水平E越大,相应的预防成本C越高,并且预防成本是随预防努力而“边际递增的”。
 
也就是说,预防水平较低时,提高一点点预防水平花费不多,但给定预防水平已经很高,再要继续提高一点点预防水平,就需要更大的成本投入。
 
那么,社会最优的预防水平E*如何决定呢?这就是要最大化相应的预期社会收益:PB-(1-P)L-C=-L+P(L+B)-C;与之相应,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P’(E*)(L+B)=C’(E*)。
如上图所示,最优预防努力水平E*的含义是,在E*这个水平,进一步提高预防努力水平的社会边际收益恰好等于相应的社会边际成本C’(E*)。
 
其中,边际收益是两个部分的乘积:第一,交易安全性的提高幅度P’(E)。第二,交易安全提高的社会收益,注意到B+L为交易成功与出事的社会收益差。
 
汉德规则的含义是:
 
如果E< div="">
 
反之,如果E>E*,即如果滴滴的实际预防努力水平高于社会最优的预防水平,那么,即便事后有悲剧发生,但从事前角度看,并不能认定滴滴有什么过失责任。
 
汉德规则从法经济学角度提供了分析框架,以此为据,我们需要判断的问题是,滴滴是否对于顺风车交易提供了足够的预防努力。
 
根据已经披露的有限信息,假如存在一个由普通老百姓组成的“陪审团”,那么,常识的判断应该是,滴滴并没有提供足够的预防努力来预防悲剧发生。
 
或许,滴滴可以会这样辩解:每天有数以万计的顺风车交易,而乘车对于客服中心的信息也可能是“真假难辨的”,即便乘客发出了呼救信号,难保这不是另外一种“逗你玩”的“恶作剧”;而一旦真的发现是“狼来了”,却为时已晚。
 
这种辩白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远不足以为滴滴开脱责任。对对滴滴这样的大数据公司,消费者有理由要求它应该有能力设计更好的业务流程和数据算法,一辨真伪。当受害人及其亲朋多次发出呼救信号之后,滴滴仍然无法启动紧急响应措施,这就表明其中存在明显的“不作为”。
 
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滴滴顺风车的商业模式及其对于事故的处理方法。
 
按照以前的分析,顺风车交易具有双边市场的性质,滴滴作为平台,一边链接着司机,另一边链接着乘客;而双边网络外部性的含义是,乘客越多,司机越多;司机越多,乘客越多。
 
而站在平台的角度,要运转这样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必须找到合适的一端进行突破。对于顺风车交易,滴滴瞄准的突破口是司机,因为相对于乘客,司机显得更加稀缺。
 
对于加入平台意愿较低的一方,传统的办法是进行货币补贴。但在滴滴的各种业务模式中,顺风车被视为利润来源,是需要赚钱的。这就意味着,货币补贴并不是其所中意的补贴方式。
 
那又如何进行补贴呢?滴滴顺风车的负责人黄女士,也就是这次恶性事件之后被滴滴解职的那位黄女士,想到了“黄色路线”。或许是深谙“食也性也”的道理,黄女士设计下的商业模式,似乎刻意地将顺风车打造成一种充满暧昧与yp风味的外出旅行。
 
如此一来,许多心怀鬼胎,旨在猎艳的车主,就非常有积极性加入顺风车司机的队伍。对他们来说,赚钱固然是个考量因素,但想象中的猎艳收益更加重要。
 
出事之前,或许黄女士对于这种“黄色路线”的补贴方式是引以为豪的。
 
但这种“暧昧补贴”必然导致巨大的问题。为了尽可能分析公允,我们可以降低顺风车交易的乘客和司机都分为“正常”和“色情”两种类型,因而就会会有如下四种组合:
 
其中我们用v代表乘客“正常”的概率,而1-v也就代表乘客为“猎艳”的概率;类似地,用r代表司机“正常”的概率,而1-r也就代表司机“猎艳”的概率。
 
按照人们一般的理解,顺风车交易应该实现的是第一种交易组合,即乘客有正常的出行需求,而司机也提供了正常的出行服务。
 
但在黄女士心中,顺风车交易却需要实现的是具有陌陌性质的第四种交易组合,同样处于猎艳动机的司机和乘客完成一场充满荷尔蒙的暧昧之旅。
 
陌陌的存在,说明抛开道德来看,这种双方自愿的交易,只要不出事情,交易双方觉得快乐,别人也无权说三道四。
 
问题在于另外两种需求与供给并不完全匹配的组合。考虑到顺风车司机一般都是大老爷们,故在第三种组合下,有猎艳动机的乘客遇到正人君子的司机,正常的猜测应该是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最大的问题来自于第三种交易组合:旨在正常出行的(女)乘客遇到了心怀不轨的(男)司机。按照前面的分析,这种司机之所以愿意跑顺风车,是因为预期有两种类型的收益:货币收益和猎艳收益。而且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猎艳收益,单单顺风车的货币收益是无法补偿他们出车的机会成本的。
 
面对正常的乘客,心怀不轨的司机当然有两种态度:一是“认栽”,将这场顺风之旅看作毫无奇幻的赔本生意;二是“胡搞”,即违背乘客意愿对其进行调戏、强奸乃至于最终索命。
 
按照正常的逻辑,第一种交易组合是常态,或者说其他三种交易组合的发生概率非常之低。对应到图1中,这意味着滴滴增强预防努力的边际收益将非常低,因而E*也会非常小;这样,根据“汉德规则”,即便出事情,滴滴往往都可能是没有过失责任的。
 
但黄女士治下的滴滴顺风车,却大幅度偏离了这种正常状态;顺风车的高盈利意味着,经过滴滴抽成之后的货币收益,对于正人君子式的司机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或者反过来说,只有当司机真的是顺路或者有诸如猎艳等其他补偿方式时,他们才愿意提供顺风车服务。
 
由于这种“选择性”效应,顺风车交易中正常司机的比例r,将会远远低于出租车交易中正常司机的比例,比方说r0。如此一来,我们在使用汉德规则时,就不能以出租车交易中正常司机的比例r0计算提高预防努力的边际收益。
 
对应于图1,如果说实线的边际收益曲线对应于出租车司机,那么,预防顺风车司机出事的边际收益曲线将整体上移,如虚线所示。这时候,同样使用汉德规则,就可以发现,滴滴负有过失责任的区域大幅拓展了。
 
简言之,滴滴的陌陌化,将使滴滴更有可能负有过失责任,或者需要负更大的过失责任。
 
紧接着的问题是,这个过失责任到底该有多大?按照滴滴的声明,将会以法定赔偿额的三倍对乐清案进行赔偿。具体到底该赔多少,这个属于法律专家的范畴,超出笔者的知识能力。
 
但是,考虑到赔偿不光具有事后的救济功能,还应该具有事前的威慑功能,笔者认为,这种赔偿额必须足够充分,进而达到如下两种效果:
 
第一,让滴滴真正重视降低出事概率的预防性努力。
 
站在滴滴的角度,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一个基本的权衡:到底是事前预防还是事后赔偿更加划算。为了表述方便,不妨将此权衡的最优结果称为“滴滴规则”。
 
不难理解,在滴滴规则下,事后赔偿额度越小,滴滴实际做出的事前预防努力也将越小;因为与其花费很大的成本进行事前预防,不如等到出事之后,紧急公关,通过事后赔偿的方式解决问题。
 
滴滴规则与汉德规则的逻辑是完全类似的,只不过滴滴规则是站在滴滴的角度看问题,得到的是市场及结果,而汉德规则是站在“社会角度”看问题,确定的是判断滴滴是否存在过失的比较基准。
 
第二,让滴滴顺风车放弃陌陌化的经营路线。
 
提高预防水平,有两者可能的途径。一是“边际”改进,即在不改变现有经营模式的前提下,提高预防性的人力物力投资。二是“超边际”改进,即放弃现有的经营模式,选择另外一种出事概率更低的经营模式。
 
按照知行合一的经济学理念,第二种方式对应的是“把事情做对”,是更加重要的战略选择。第二种方式对应的是“做对的事情”,是战略选择之后的管理问题。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一旦滴滴顺风车选择了黄女士心仪的性感路线,不管如何做预防性努力,要想避免强奸等恶性事件,就变得非常困难。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顺风车抛弃色情,回到正常的经营轨道?我猜想,只有方向确定了,滴滴应该能找到合适的应对措施。即便如此,我们不妨还是提供一些粗浅的方案:
 
第一,应该让顺风车乘客能够给司机给出评价,而这个评价应该是可以被后续乘客看到的。
 
这是个显然的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滴滴之前却没有采用。相反,滴滴的方案是一种有助于“猎艳”的非对称方案:司机可以看到其他司机对乘客的评价,而乘客却看不到其他乘客对司机的评价。所以,顺风车需要通过采用对称性的评价机制,彻底放弃原先采取的错误的黄色路线。
 
第二,滴滴应该降低对顺风车司机的抽成比例。
 
如前所述,黄色路线的一个好处是,它以提供猎艳机会的方式,对于那些心怀不轨的司机提供了非货币补偿;正是这一点,尽管它提高了滴滴顺风车的平台收益,但却极大地增加了“正常”乘客的安全风险。
 
根据第一点建议,一旦滴滴顺风车采取了对称性的评价机制,心怀不轨的司机就会因为“恶评”而无法提供营运服务,因而滴滴必须吸引足够的“正常”司机来填补空缺。这就要求滴滴必须降低抽成比例。
 
第三,网约车平台与警方之间应该构建更加有效的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模式。
 
乐清案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出事期间,受害女孩的亲朋想从滴滴获取司机的联系方式,但被滴滴婉拒,理由是滴滴平台不能将乘客或司机的私人信息披露给警方以外的第三方;而这必要信息的缺失,又进一步耽误了受害者亲朋向警方报案立案。
 
所以,对顺风车整改,平台与警方必须通力协作,扫除各种各样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避免老百姓陷入这样的无解死循环:要做第一件事情,就必须先完成第二件事情;而要做第二事情,又必须先完成第一件事情。
 
最后,还是需要说一下完全禁止顺风车的可能。
 
的确,面对一再出事的顺风车,有些人说,何必要打顺风车?不是有出租车吗?这种解决方案,很容易让人联系到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疑问。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走哪儿都有专职司机接送,岂不是更加美妙的解决方案?
 
总结起来,我们对顺风车的看法是:单纯的禁止,貌似解决问题,实则没有解决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是,提高赔偿标准,让滴滴安心成为滴滴;而对滴滴而言,做好自己,切莫让滴滴变陌陌。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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