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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经济学 | 经济学诺奖为何难猜?

 

提要
2019年经济学诺奖揭晓,出人意料,创造师生档、夫妻档以及最年轻经济学诺奖获奖记录。诺奖难猜的部分原因是,让大热门陪跑带来的争议和神秘感,有利于扩大诺奖的社会影响力。
 
一年一度的诺奖竞猜,是许多中国经济学者乐此不疲的一件事。即便只是连陪跑资格都没有的看客,但倘若谁能果真猜中炸药奖花落谁家,似乎也可以向同行展示自己慧眼独具的超凡能力。
 
但笔者估计,大概极少有人能成功预测今年,即2019年,经济学诺奖会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为减轻全球贫困所做的实验性方法”。
 
今年的经济学诺奖不但难以预测,而且因为巴纳吉和迪弗洛一道获奖而创造了诸多很难复制的新记录。
 
首先,巴纳吉是迪弗洛的老师,因而本届经济学诺奖创造了师生共折桂冠的记录。
 
其次,迪弗洛是巴纳吉的第二任太太,因而本届经济学诺奖创造了夫妻共折桂冠的记录。
 
再次,迪弗洛不但是继奥斯托洛姆(Ostrom)之后第二个荣膺经济学诺奖的女性,而且因为她在46岁就斩获获奖,由此本届经济学诺奖也刷新了获得经济学诺奖的最年轻记录。
 
在此之前,这一纪录一直是经济学大神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所保持的,1972年,51岁的他与约翰·希克斯爵士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奖虽然难以预测,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律。从概率意义上,预测诺奖最为重要的依据就是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此次诺奖并没有违反这个原则。
 
即便之前不太了解这三位获奖者,只要用谷歌学术去检索,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确是在经济学领域,尤其是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内贡献卓著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其中迪弗洛还获得了克拉克奖),他们不但在顶级经济学期刊发表了很多文章,而且单篇引用率也都非常之高。
 
实际上,每年人们预测预测诺奖时,选择大热门候选人的最重要的风向标就是看他们的论文引用率。这其中的道理实际上很简单,如果哪个学者单篇论文引用过万,或者多篇相关论文都有大几千的引用量,这个学者一定是某个经济学领域的开山鼻祖级的人物,因而只要活得足够长,就很有可能等到炸药奖引爆的高光时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经济学诺奖之所以全球瞩目,最根本的基础还是在于它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至少在近期,中国经济学家在诺奖角逐的竞技场上只能充当没有陪跑资格的看客。
 
既然论文引用率如此重要,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不直接按照论文引用率来直接决定诺奖呢?这是一个任何学术奖项都必然面对的问题,因而也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这里面既有学术因素,也有非学术因素。
 
先看学术因素。
 
尽管引用率对于评价学术成功极其重要,但绝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尽管人们已经构造了很多加权方法,但总是不能排斥这样的可能性:论文A的引用率高于论文B,但它的学术价值有可能反而更低。
 
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有时候正是因为一篇论文难度更大、创新性更高,其所得引用率反而更低。正是在此意义上,依靠学术大牛推荐以及诺奖委员会专家的综合评判而不惟引用率来颁发诺奖,乃是尊重学术发展自身规律的体现。
 
再看非学术因素。
 
现在,学术市场上有很多各种奖项,相互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影响力竞争。尽管诺奖的长期生命力在于学术的权威性,但能够做到让全球翘首以盼,而且每次颁奖都能产生轰动效应,制造不确定性的颁奖策略也功不可没。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让一些学界公认的大牛每年都翘首以盼却怎么也等不到诺奖委员会的电话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策略。
 
比如说,去年的经济学诺奖获得者保罗·罗默就充当了很长时间的陪跑运动员,而且在前年还曾闹出了其所在单位提前祝贺荣膺诺奖的乌龙事件。
 
就在今年,与迪弗洛刷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年轻记录相对照,古迪纳伊夫(Goodenough)以97岁高龄刷新了获诺奖的最年长记录。
 
按照制造不确定性的逻辑,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一直作为陪跑大热门而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将是件不难理解的事情。
 
然后,等到有一天,当人们觉得大热门变成过气的冷门了,诺奖委员会再突然对其颁个奖,却又会制造皆大欢喜的轰动。
 
所以,以学术影响力为基准,并适当地制造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是有助于扩大诺奖的神秘感和影响力的。
 
诺奖评奖委员会大概是深谙此道的老司机。
 
注:本文系川报观察约稿,有所改动,原文见:
https://cbgc.scol.com.cn/news/185160?from=iosapp&app_id=cbgc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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