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经济学 | 高校的慕课竞争-来谈经济-财新网

提要

好大学提供慕课的边际成本低于差大学，慕课由此成了好大学的信号发送工具。

高校之间慕课竞争的结果是：好大学提供慕课，差大学不提供慕课；进而好大学更好，差大学更差。

在传统情况下，每个大学的教学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俱乐部公共品”（club public good），即对在校师生而言，这些资源既没有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也没有竞争性（nonrivalry）。

非排他性的含义是，他们可以自由地去图书馆看书借书，去听各种讲座，甚至也可以选修各种心仪的课程；

非竞争性的含义是，多一个人使用图书馆，多一个人听讲座，多一个人选课，并不怎么增加大学提供这些服务的运营成本；

而“俱乐部”的性质则意味着，上述资源并非向全社会开放，而只是针对于以在校师生为主的特定人群。

清代诗人龚自珍有句诗，“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传人可知”；倘若将大学理解为“科”，这句诗就很精辟地阐释了大学声誉与师生声誉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所大学，正是因为了有了大师，有了很多著名校友，它才具有了很高的社会声誉；而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即便暂时默默无闻，但如果毕业于一所著名大学，他在劳动力市场上也会获得相当的竞争优势。

由此可见，大学不光是生产和传播知识而提高“人力资本”，同时也会起到向劳动力市场发送信号的作用。

正因为大学兼具提高人力资本和发送能力信息的两种功能，人们大都希望进入好大学，以便享受它所提供的优质的“俱乐部公共品”。

但正如加入俱乐部需要缴纳会费一样，进入大学读书，不但要通过必要的智力水平测试，还要有能力支付学费；而越好的大学，不但越有可能吸引到高素质学生，而且越有能力征收更高的学费。

在传统的教育体系下，不同的大学也有不同的社会声誉，但这种声誉往往主要是通过专业的学术杂志而表现出来的，远远超越了普通家长或者学生的认知水平。

正因如此，他们对于大学声誉的认知往往是道听途说的，甚至是不准确的。比如说，在高考填志愿时，他们可能根据某些报纸上言过其实的虚假宣传，或者某些具有严重误导性的大学排行榜，没办法将一些差异很大的学校准确区分开来。

对于好大学而言，这种“信息混同”至少会产生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没办法招到最好的学生，二是会拉低了人们对于它的支付意愿。

面对上述问题，好大学有积极性向社会发送信号展示它是好的大学，并将其与差大学区分开来，而在互联网时代，慕课恰好为好大学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信号传递机制。

借助慕课，学生或者家长不用真的进入大学，就可以对某所大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有切身的体会和感受，知道哪些大学是好大学，哪些大学是差大学。

站在好大学的角度，一旦通过慕课而将自己与差大学区分开来，它们就可以获得更高的“租金”。这种“租金”，最简单的理解是更高的学费，因为学生或者家长知道，进入好大学读书，未来的前景通常会更加光明。

实际上，即便学费因为受政府规制而无法提高，这种“租金”也会通过其他方式而间接体现出来。比如说，给定学费，大学越好，高考的录取分数线越高；分数线越高，招收的学生通常越优秀；而现在的学生越优秀，就是未来的校友资源和校友捐助越丰富。

既然显示自己是好大学有诸多好处，则很容易理解，好大学慕课而差大学不慕课的“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满足“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即便差大学可以模仿好大学而提供慕课，但这样做却是得不偿失的。

要实现激励相容，关键之处是好大学多提供一门慕课的“边际成本”必须低于差大学，因而随着好大学慕课数量增加，差大学的模仿成本越来越高，一旦好大学的慕课数量超过某个门槛值，差大学采取模仿策略就会得不偿失，而开设这个门槛数量的慕课是好大学自己与差大学区分开的最小成本。

按照上面的分析，高校之间慕课竞争的结果是，好大学倾向于提供慕课，而差大学倾向于不提供慕课。

反过来推理，学生或者家长看到某个大学在提供慕课，就可以推断这个大学更有可能是好大学，而不提供慕课的大学，则会被归入差大学之类。

所以，仅从慕课作为信号传递机制的角度看，慕课会让人们更容易区分好大学和差大学，因而会进一步拉开大学之间的差距，让好大学更好，差大学更差。

需要说明的是，经验观察与上述理论逻辑是基本符合的，是哈佛、MIT、伯克利这些世界级名校不但最先开始提供慕课，而且它们所提供的慕课数量也是相对更多的。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