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经济学 | 理解时局和未来的经济逻辑-来谈经济-财新网

提要

当今世界是一场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大变局，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是，霸权是无法贸易的。

大变局的一部分很像是金庸先生笔下的玲珑局，而美丽岛则是纠缠复杂的棋眼所在。

风云乍变，灰犀牛横冲直撞，黑天鹅漫天飞舞，地球村里弥漫着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本文为理解时局和未来提供一个极简的经济逻辑。所谓极简，不是说文字很少，而是中间涉及到很多方面，每一处都只能蜻蜓点水，说个大概。

不确定性意味着，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我们之所以心生恐惧，本质上源于不确定性。

我们的祖先之所以恐惧黑夜，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夜幕背后是否有突如其来的狮子或者鬣狗；我们之所以恐惧死亡，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亡之后我们到所向何处。

卡尔·波普说，科学的进步就是将不可测的变得可测，将可测度的测度得更加准确。是故，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一个不断缩小不确定性的过程。闪电、雷鸣、地震、彗星，以前是不可预知的神启，现在是物理定律的展示。

但即便现在，我们依然不知道宇宙是否有限，依然不知道是否有反物质，只要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不确定性就永远存在。不确定性就是黑洞，就是反物质，就是不知道不知道什么。

但“黑夜给了我黑色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一步人类奋斗史，就是一部挑战黑夜寻找光明的历史，就是一部普罗米斯修的“盗火史”。盗火给人类带来光明，使人成为万物之灵，但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却必须承受“恶鹰”啄食肝脏的巨大痛苦。

普罗米修斯盗火是一个不确定性下的决策，他知道盗火会给人类带来光明，但不知道盗火会给自己造成多大灾难。真正的不确定性，必然意味着决策无法做哪怕预期意义上精确的成本收益核算，或者说只能是不计后果的。

但决策者必须定价。商品有价格，时间有价格，声誉有价格，地位有价格，而价格有货币价格，有影子价格。有了价格，决策者就才可以“计算”成本和收益，才可以实现“约束最优化”，才可以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此意义上，经济学被称为价格理论。

但是，倘若止步于“约束最优化”，经济学将变成看似精确无误但实则索然无味的工程计算。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最好玩也更加核心的，是决策者如何形成他的目标，如何看待他所面临的约束。有些人有鸿鹄之志，有些人有燕雀之志，有些人“消极地”接受既定约束，有些人试图“积极地”改变约束。

通常所谓的理性人，就是对已知的情况，或者风险进行定价。但必须指出，这种“计算”并不会产生新的知识，只不过是将假设换了一个表述形式而已。因为如果计算准确，逻辑推演无误，结论即假设。

所以，理性人的“计算”是展示给我们这些智力有碍的“俗人”看的，真正的拥有无穷算力和只上理性的理性人，看到了假设，也就知道了结论。富有哲学意味的是，这种“理性分析”之所以有价值，恰好就是因为我们受限于决策时间和运算能力而是“非理性”的。同样富有哲学意味的是，如哈耶克所言，人类最大的理性就是认识到自己的理性不足。

但创业者（entrepreneur）的功能不同，他们是对未知的事情，或者不确定性进行定价。所谓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就是要通过打破常规，谋取超额利润。

这种超额利润的来源，本质上是创业者的“远见”（foresight）、“警觉”（alertness），甚至于“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远见，用“持久战”替代“速胜论”和“速败论”是远见，“改革开放”“分三步”“一国两制”是远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是远见，艰苦卓绝地开发“一夜转正”的“芯片备胎”也是远见。

整个经济社会是由这些千差万别的决策者组成的繁杂系统。万物各有生存之道，差异产生美，鸿鹄并非比燕雀高尚，而“人定胜天”“积极”也并非就避“道法自然”的“消极”更有成就。

但任何系统都必须解决由个体决策到社会决策的加总问题。这种加总可以是按照家长制的权威进行，可以按照货币的购买力进行，也可以按照数人头的数量规则进行。不同规则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而依赖于不同的对象，不同加总方式各有利弊，并无必然的优劣之分。

不同社会的加总规则肯定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按照权力（power）进行加总的。权力的来源不是唯一的，而是多维度的；按照罗素的分析，权力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即经济、政治、军事、宗教和文化。

人类社会的权力运行都是围绕这五个方面展开的，不同时期或许有不同的主要因素，但历史演进乃是各种权力共同综合作用的结果。

比如，十字军东征就是宗教与军事、神权与皇权合二为一的结果；而萨缪尔·亨廷顿则认为，未来国家之间的冲突主要会体现为文明的冲突，比如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以及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

权力的运行既有合作，又有斗争。很多人将大宪章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合作，开启了英国繁荣的按钮。这种看法半对半错。大宪章是实现了非暴力的互利合作，但必须看到，大宪章以及任何一个合约背后，都或隐或现地站着暴力。因为正是相互施暴之后的结果，构成了缔约谈判的威胁点。

有人说，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不得到。这句话也是半对半错。弱国无外交，古来如此，但以威胁点为基础，缔约会省却相互施暴的租金耗散，会让双方都变好。所以，如果谈判桌上得到的还没有战场上得到的多，那就没有谈判桌了。历史显然并非如此。板门店可以作证。

但除了板门店，我们还看到了上甘岭。人们自然会纳闷，既然也可以住板门店，何苦还要有登上甘岭呢？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很简单，因为上甘岭是去板门店的必经之路，也是一个形成共识的定价器。上不登上甘岭，要么开店的漫天要价，要么投诉的要吃霸王餐，而咨询了上甘岭定价器之后，交易双方都只能接受一个并不完全满意但总比达不成交易要好一些的交易条件。

为何通常会“不打不成交”？因为交易双方的“威胁点”，即他们的目标函数以及可以动用的资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打不相识的私人信息，故“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之前曾经详细分析过中国大一统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基础。自古以来，面对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的军事压力，中原王朝如果不能通过高度的集权形成强大的军事、强大的经济、以及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社会凝聚力，就没办法抵御外来入侵，没办法存活下来。长城，大运河，方块字以及科举制度，都保护和加强了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部悠久的中国文明史，就是一部有分有合但以合为主线的大历史，不管是秦皇汉武，还是康熙乾隆，都将“合”视为自己名垂青史的最大根基。一旦有了这个功劳，则在中国文明的传统下，即便有什么不足之处，他们都自认为历史家们都会做出瑕不掩瑜的盖棺定论。

黄仁宇先生曾讲，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当代中国有三个明显的历史使命：一，让中国人站起来；二，让中国人富起来；三，让中国人强起来。

第一个历史使命已经实现了，第二个历史使命已经阶段性地实现了，第三个历史使命正在关键的决定时刻，而有了千年大一统，强起来的最重要也最具标志性的判据就是大一统。

然而，一旦千年大一统遇到了“历史的终结”，就会产生很多冲击和碰撞，任何一方处理不好，都会掉入难以自拔甚至万劫不复的陷阱。

马克思主义讲对立统一。

一方面，任何社会系统必然有粘合的力量，否则系统就没有稳定性，对此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的名著《经济和谐论》做了系统阐述。

但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无数次的战争也无可辩驳地证明，社会系统时刻都在孕育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作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产物，人类的基因就是一个相互缠绕“斗争”的双螺旋。

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是一个自然的和谐力量，因为一旦每个国家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所有的国家都会变得更好。

于是，劳动力和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的袜子、衬衫、玩具和家具，而另外一些国家则生产和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飞机、芯片和操作系统。进一步，一旦两个国家的体量足够大而且相当，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G2游戏就可以玩得很嗨很持久。

但这个“二人转”游戏隐藏着天然的不和谐因素。一旦两个国家体量类似，必然会面临一个排位子的难题。

本质性的难题是，经济利益是一个绝对量，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而让双方同时获益，但位次排名是一个相对量，永远不可能获得通过国际贸易而让双方同时获益，一方所得，即是另一方面所失。

看看非洲草原的雄狮，就知道位次和霸权的重要性。狮王平素不用捕猎，但可以优先享受母狮们辛苦猎杀的美味，而更重要的是，狮王有与成年母狮啪啪啪的特权，进而让它的“自私的基因”传递下去。

人类社会的这种霸权体现在交易和支付手段上。

既然是国际贸易，当然要各取所需，或者要等价交换。但如何计价呢？又如何支付呢？大规模的交换显然不可能是物物交换，必然是需要某种信用货币，而人类社会霸权就集中体现在货币霸权上。

有了货币霸权，国际贸易就可以这样进行：瓷国向美国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并不需要出口对等价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其中的缺口可以打上一张张的绿色欠条。

需要说明，瓷国对于拿到绿色欠条也是心满意足的，因为货币霸权意味着，这些绿色欠条可以用来购买西方诸国或者南方诸国的各种产品或者原材料。所以，从形式上看，之所以在瓷国和美国之间会出现贸易不平衡，就是因为美国拥有货币霸权，绿色欠条是世界广泛接受的。

当然有人要问，为何美国选择打欠条而不是直接给瓷国出口对等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呢？这个结论很微妙。

一方面，既然打欠条就可以解决问题，何苦还要辛辛苦苦生产和出口实物产品呢？既然玩虚的就可以解决问题，当然没必要玩实的。

但另一方面，正是为了保证可以玩虚的，才不去玩实的。这可不是同义反复！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国生怕瓷国获得技术密集型产品之后也会掌握高科技，尤其是与打架能力相关的黑科技，最终会削弱自己包括国际国币在内的各种霸权。

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美国给盟国出口9000多种商品，但向瓷国只出口6000多种商品，两者相差2000多种商品；而仔细审视一下，这2000多种商品主要是与通讯、卫星、软件等国家安全相关的产品。

如前所述，打架能力的重要性在于构成了一切谈判的威胁点。在“以打促谈”的过程中，打架能力是一种吴思先生所谓的“合法伤害权”。两个人谈判，一开始谈不拢，是因为双方都不准确知道对方的威胁点在哪里。合法伤害权的微妙之处是，通过“极限试压”，不但可以试探对方的威胁点，而且能够压缩对方的威胁点，进而在信息和实力两个层面都争取更加有利的谈判地位。

用军事力量干预石油价格是一个典型例子。页岩气革命之后，世界石油格局的基本面大致是这样的：美国从石油进口国变成了石油输出国；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其他重要的石油输出国，有些是美国的好哥们，如扫地阿伯，也有一些美国的眼中钉却和瓷国关系不错的，如委拉哥，波斯猫，北极熊等。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大国如何才能既提高自己收益，又削弱瓷国，又顺带拔掉肉中刺呢？单纯的货币霸权是不够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绿钞与黄金脱钩，一时间变成了无锚的千纸鹤。

这当然是不行的。美国最终在波斯湾下锚，以工业血液石油替代黄金成为绿钞之锚。由此，绿钞指数和石油指数大致上就呈现出了跷跷板的关系：绿钞量化宽松了，石油就会相对升值，反过来反是。

有一种流行很广的“货币战争说”，大意是美国通过操控绿钞价格的波动，不断在全球范围内薅羊毛。暂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成立，但即便成立，可以发现单纯地通过操纵绿钞涨落，难以同时达成美国的上述几种目标。

比如说，如果石油价格上涨，则美国的卖油收益和瓷国的买油成本都会提高，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但北极熊、波斯猫和委拉哥的卖油收益也随之提高了，这却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

反过来，如果石油价格下降，北极熊、波斯猫和委拉哥受到打击，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但与此同时，美国自己的卖油收入和瓷国的买油成本也都随之下降了，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面对这种一个工具难以实现多个目标的困境，军事干预能力可能会被用来构成“工具组合”，以提高战略利益实现的“精准性”。一方面，提高石油价格，既可以提高自己的收益，又可以制约瓷国；另一方面，通过其他非经济手段把委拉哥的油井废了，通过军事干预手段阻止波斯猫出口石油，这些眼中钉就享受不到石油价格上涨的好处了。

这个工具组合当然有Bug。根据很多历史过节，美国知道北极熊太凶悍，不能轻易硬碰硬地阻止它出口石油，给定要制约瓷国，那只能容忍北极熊从石油价格高涨获益。

北极熊是苏联的主要继承者，而美苏争霸值得细究。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已有很多解释，有人认为这是戈氏“新思维”的后果，有人认为这是计划体制的失败，有人认为是美国打压石油价格导致苏联财政崩溃，有人认为是阿富汗战争拖垮了苏联，也有人认为这是激烈的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必然产物。

上述任何一种因素无疑都非常重要，但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被遗漏了，即美苏两国在军民融合上的效率差异。

美苏争霸体现在方方面面，而军事霸权是集中体现。为了赢得星球大战，美苏两国都在军事上投入巨资，于是有了卫星上天，有了航天飞机，有了太空行走，如此等等。

曾经有段时间，苏联风头甚劲，让美国不得不在很多地方退避三舍，但最终结果却是苏联轰然倒塌，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因为美苏争霸是一个持久战，不能光看谁一时刚猛，还要看谁更加持久，而这最终取决于军民融合的效率。

从经济循环的角度，可以发现军民融合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首先，可以将经济分为两个部门，一是生产部门，一是研发部门，则内生增长的本质是两个部门的之间的有机循环，生产部门向研发部门进行投资，然后研发部门向生产部门提供新技术新产品。

其次，我们也可以将整个经济分为军口和民口两个部门。抛开具体形式，军口的巨额投资，归根结底都是民口的不断输血。一旦军口的巨额投资无法对民口产生正的反哺效应，民口对军口的不断输血就会变成有去无回进而也难以持续的不断失血。反过来，如果军口对民口能产生某种正的反哺效应，民口对军口的输血不是简单地输血，而是可以持续的血液循环了。

先看苏联，可能由于保密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计划体制下各种微观主体缺乏有效的激励，苏联在军口的巨额投资并没有对民口产生有效的反哺效应，这就导致苏联像是有个一个得了血友病的巨人，被星球大战的刀子划开了伤口，不断失血，以至于轰然倒塌。

反观美国，则在军口与民口之间形成了有机的反哺机制，其中波音、洛克希德之类的军事企业变成了军民融合的平台，它们一手拿到国防部、海军或者航天局的订单，完成与之相关的军事研发任务，另一手则连接着广大的民用市场，将军事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某些技术，脱敏之后应用到民用产品中去，进而创造了新的民用产品，或者提高了民用产品的质量，或者降低了民用产品的成本。

在宏观层面，这种溢出效应意味着美国的军口充当了研发部门，民口充当了生产部门，进而实现了两种循环的高度耦合：一种角度看是军口与民口之间的有机循环，从另一种角度看则是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的有机循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能正是基于美苏争霸的经验教训，军民融合上升为瓷国的国家战略。的确，在军口投资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做不好军民融合，必将难以为继。

看任何问题，分类很重要。单一维度看问题是线性思维，两个维度看问题是平面思维，三个维度看问题就会变成立体思维。是故，当集中力量办大事遇到大一统目标，至少有两个维度是重要的，一是经济效率，二是动员成本。

假设经济体中有两种企业，分别记为A和B，A的经济效率高，但B的动员成本低。倘若只看经济效率，很多人批评说B进A退，很难理解为何这样做；但综合两个维度看，B进A退在边际上就是以牺牲一些经济效率为代价来降低动员成本。

当今世界是一场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大变局，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是，霸权是无法贸易的。大变局的一部分很像是金庸先生笔下的玲珑局，而美丽岛则是纠缠复杂的棋眼所在。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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