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经济学|中国经济增长的斯芬克斯之谜-来谈经济-财新网

提要

过去的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纪念。

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就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

本文将从政治企业家和市场企业家良性互动的视角，破解这个“斯芬克斯之谜”。

2003年，一个丢掉政权的东欧政党代表团到复旦访问。在众多机构中，他们选中了我新近留校所在的教育部重点基地：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他们之所以选中这个中心，当然不是因为它的名字很长，整整十八个字，也是一个粤语中祝福发财的吉利数字；而是我们中心的名字，因为某种他们并不知情的原因，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合二为一。

在他们看来，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两个词合二为一，犹如冰与火之歌，是匪夷所思的。

因为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此必然会形成一个自洽的政治经济结构。

传统的计划体制如此；经济基础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上层建筑应之于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

欧美的市场体制亦是如此；经济基础是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上层建筑应之以多元化的三权分立或代议制民主。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他们由此疑惑，一个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何以能支撑一个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呢？

实际上，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很多人相信，在政治经济体制的跨国竞争中，整个世界都必然会以美欧体制的全面获胜而告终。

这种思潮的顶点，乃是弗朗西斯·福山奠定其在西方政治学界江湖地位的经典名著，《历史的终结》。

在这本书中，福山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形式，或者说，其他制度形式最终都会被这种更加高效的体制所替代。

二十多年过去，这个理论的疑惑依然存在，并时常被人提起。

但更令世人疑惑的是，中国这种与众不同的、看似自相矛盾、犹如“狮身人面像”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没有因为人们的疑惑而崩溃，反而给中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

对于这个谜团，如果一定要冠以某种具有神秘气息的称呼，窃以为最合适的表达，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斯芬克斯之谜”（Sphinx）。

对于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经济制度》一书做了非常生动的譬喻：中国经济就好像是一个姿势怪异的跳高运动员，姿势非常怪异，不合常规，但更加怪异的是他能够屡创新高。

批评他姿势怪异是一回事，而探讨他为何能以如此怪异的姿势屡创新高则是另外一回事情，而且应该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一如原本的斯芬克斯之谜，中国经济增长的斯芬克斯之谜，其谜底也是“人”。

但同样是人，我们意有所指，想着重强调的是企业家。而且，我们所谓的企业家，要比通常的认知更加宽泛；任何勇于打破常规而谋取超额利润者，都可以称之为企业家。

所以，敢于打破政治常规者，乃是政治企业家，例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

敢于打破市场常规者，乃是市场企业家，例如苹果的乔布斯、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等等；

敢于打破学术常规者，乃是学术企业家，例如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

敢于打破军事常规者，乃是军事企业家，例如反守为攻、千里突袭、深入大漠而封狼居胥的大汉冠军侯霍去病。

不过，对于破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斯芬克斯之谜，有两类企业家是至关重要的，即政治企业家和市场企业家。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他们的差异：

就目标而言，市场企业家主要关心的是经济利润，而政治企业家则不但关心经济利益，而且还看重与职位晋升所关联的政治利益；

就手段而言，市场企业家只能动用他们的私人资源，而政治企业家则可以动用包括税收减免、土地批租、基建投资在内的各种公共权力。

当然，这种区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一旦企业做得很大了，其一举一动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很大影响，这时候就很难说其创立者还是纯粹的市场企业家了。

抛开这些细节，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政治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之间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良性互动。

而与欧美体制相比，斯芬克斯中国的最大特征，大概就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政治企业家发挥了非同寻常的关键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整体目标。

而以此为基础，诚如钱颖一、周黎安教授等人的研究所示，斯芬克斯中国具有两个基本支柱，即政治上强势的中央集权，以及经济上高度的市场分权。

借助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富有中国特色的干部任免体系，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官员）设立了以GDP锦标赛为核心的干部绩效考核体制，即那些GDP表现相对更好的地方，其地方官员获得政治晋升的概率更大。这为政治企业家发展经济提供了强烈的政治经济激励。

同时，由于经济上高度的市场分权，各种微观主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决策自由度，进而给市场企业家的自由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以欧美体制为基准，阐释斯芬克斯中国的要点，在于探讨政治企业家到底提供了哪些关键作用，而且这些关键作用必须是单纯的市场企业家难以实现的。

产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招商引资也就成了理解政治企业家功能核心。以此为线索，我们可以深入理解中国经济的独特之处。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招商引资对于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非常重要。

的确，某个地方若能吸引到更多的企业，特别是具有巨大产业带动作用的关键企业，那么，与其他地方相比，该地方就会相对更好的GDP业绩，进而该地方的官员就会在GDP锦标赛中赢得先机。

但招商对象，不管是FDI还是民营企业，它们的主要目标是获得更高的市场利润。

从直觉上讲，企业收益不但取决于其私人投资，还取决于其所在地方软硬两个方面的公共品提供水平。

所以，任何地方要赢得招商引资竞争，就必须为招商对象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比如消除各种制度障碍，以及改善基础设施等等。

下面，我们着重考虑“一把手”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招商引资中的关键作用。

先看“一把手”的重要性。

既有文献主要是从外部性的角度论证政府干预的合理性的。

其基本逻辑是，由于各种外部性，市场运行不是最有效率的，这时候政府干预就有可能改善市场失灵。

对于相对“成熟”的市场体制而言，这种教科书式的逻辑推理大概没有太大问题，但对于分析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却值得商榷。

因为对后发国家而言，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缺失”，既缺乏产业发展赖以进行的企业载体。

换句话说，对后进国家而言，产业发展主要不是企业从少到多的边际变化，而是企业从无到有的超边际变化。

但是，要在后发展国家开设新企业会面临各种难以预料的制度障碍，而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又集中体现为无数官员设租和勒索而导致的“反公共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人们通常对“公共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比较熟悉，它指的是如果太多人都自由使用某种资源，这种资源最终就会被过度开发。

过度捕捞，过度放牧，乃至过度污染都是典型的例子。

如果将“公共地悲剧”视为“进入权”被滥用的情况，那么，“反公共地悲剧”可以视为“排斥权”被滥用的情况，即如果太多人都有权阻止别人使用某种资源，最终就会导致这种资源的开发严重不足。

对应到这里，可以设想某个企业家想新办一家企业，但营业证必须加盖各个部门的公章。

这时候，每个部门可谓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有了它的公章不一定能行，但没有它肯定不行，就是违法经营了。

但公章不是自己盖上去的，而是掌管公章的干部盖上去的。

所以企业家要想加盖公章，就必须得给掌管公章的干部意思意思。既然有很多公章，企业家又必须不断地意思意思。

更糟糕的是，很多时候企业家还弄不明白该向谁意思意思。本以为自己手续已经齐全，放炮仗开业庆典，结果又冒出一个干部，说还缺他家公章，必须补办手续，否则就是非法经营。

打发这个不速之客没那么容易，因为他很清楚，此时企业家已经被严重套牢了：没他的公章就无法开业，而不开业，企业家之前投入的金钱和努力都会全部打水漂。

于是乎，他就会狮子大开口，而企业家也只能忍气吞声，破财消灾。

但最令企业家心惊胆战的是，谁也无法保证这就是最后一个，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冒出一个不速之客来。

一想到这种雁过拔毛的可怕情境，企业家大多会打退堂鼓，而一个对产业发展和社会福利有益的项目就这样黄掉了。

俗话说，阎王好求，小鬼难缠。“一把手项目”的名头之所以对招商引资至关重要，其诀窍在于“以毒攻毒”。

一旦某个企业家以及他的项目是地方的“一把手”引进和主抓的，企业家只要说服或者“搞定”这个阎王爷就足够了，至于那些想着雁过拔毛的小鬼，阎王爷自有办法去收拾他们。

实际上，在阎王爷庇护的威严下，这些小鬼不但不敢拔毛，而且还有可能尽心尽力为项目实施提供各种可能的方便。

这种依靠“一把手”“威权”的产业发展模式，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格格不入。

主流经济学认为，必须首先明晰私人产权，然后经济才有可能发展。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这种论点可能是似是而非的。

其最大的问题是将产权界定看成了一劳永逸的事情，但产权界定本质上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动态过程。

以房产为例，同样一套房产，周围是否有地铁或者中小学，国家是否征收房产税，都会对它的市场价值造成巨大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产权的清晰界定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将产权清晰界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看起来是有些因果倒置了。

再看基础设施建设。

与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良好的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而“若要富，先修路”也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基本共识。

架起这种观念与现实之间桥梁，为改善招商引资环境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这是一个“经营城市”的故事，而在这个故事中，土地是核心中的核心。

与欧美体制相比，斯芬克斯中国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的，即城市土地是全民所有的，而具体的控制权则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

从土地角度看，1949年新中国革命成功，乃是消灭了千千万万个小地主，进而造就了一个“全民所有”的“大地主”。

这样，“经营城市”的本质，就是地方政府作为城市土地的垄断供应者，可以通过差别定价和交叉补贴的方式来最大化城市土地的整体价值。

不妨先假定城市政府的土地存量是固定的，而土地有两种基本的功能，一种是用于居民住宅，另一种是用于诸如高铁、高速之类的基础设施。

不难理解，一个地方的基础设施越好，企业的经营效率就越高，因而雇佣工人所带来的边际回报就越高，进而也就越愿意雇佣更多的工人，而这又进一步意味着更高的居民住房需求。

但房子不可能是空中楼阁。给定城市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越多的土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就只剩下越少的土地用于建造居民住宅。

两厢综合下来，增加基础设施用地不但提高了住宅需求，而且降低了住宅供给，进而从供需两个方面，都会推高居民住宅价格以及由此而来的土地出让金的拍卖单价。

但注意到，地方政府最终能够得到的土地出让金总量是拍卖单价与供应面积的乘积，因而它并不会将所有的土地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是会在基础设施与居民住宅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的比例。

这就是政治企业家所主导的、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经营城市”逻辑。

当然，考虑到土地“农转非”的可能性，你可以很容易放松城市土地供应的假设。

这时候，一个很显然的推论是，地方政府会有极其强烈的“摊大饼”动机，即通过不断的农转非来做大城市建成区的面积。

道理很简单，同样一块城乡结合部的地块，用于种田与拥有盖楼，其所产生的市场价值有着天壤之别。

也正因如此，如何分割土地农转非所在成的巨大级差地租，就会引发尖锐的矛盾。

这块收益，主要是归于农民，还是归于土地开发商，还是掌握着土地农转非最终决定权的地方政府，其结果大概是可想而知的。

有人说，这些土地价值增值应该主要让渡给农民。这种观点听起来很符合公平伦理，但实际上经不得细究。

第一，这些土地之所以价值增值，并非那些农民本身的努力，而是由于基础设施改善所导致的。所以，如果这些农民获得土地价值增值的绝大部分，实际上可以称之为“不劳而获”。

第二，同样是中国农民，绝大多数农民并非出生在北上广深的城郊；所以，北上广深城郊的农民而言，如果仅仅因为有幸生在此处就能获得因为公共品改善而带来巨大土地增值，实际上并不符合许多人孜孜以求的公平正义。

从企业家角度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斯芬克斯之谜，无疑是一个大胆的理论尝试。

但这果真要成为一个好的理论，它就不但要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之处，也要同样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的问题所在。

因为同一个社会，其所展现出来的成功与失败，都是同一个因所结出来的果。所以，只能解释成功而不能解释失败，或者只能解释失败而不能解释成功，都不是好的理论。

进一步，给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我们还必须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说明为何与导致失败的因素相比，促进成功的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

最好的例子还是政企互动。需要强调，政企互动是一个没有任何褒贬含义的中性表述。

但有趣的是，同样是政企互动，褒扬者认为这是政府向市场提供了援助之手，而贬抑者则将其斥之为政企合谋和官商勾结。

更加有趣的是政府（官员）对招商项目的持续投资。

按照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分析，这被称之为“父爱主义”下的“软预算约束”（soft-budget constraint）。

许多日常观察强烈支持了科尔奈的理论。

虽然许多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甚至成为僵尸企业，但它们仍然获得了正规融资的绝大多数份额；因为出于“父爱主义”，政府不能允许国有企业破产清算。

同样的道理，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只要“一把手”在位，那么“一把手项目”就不允许失败；因而即便表现不佳，也会持续不断地追加投资给它续命。

很多人之所以反对产业政策，就是因为政府（官员）无法做出可置信的承诺，在项目业绩表现不佳时及时退出。

这里面的道理非常微妙。

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一旦项目被破产清算，招商引资“失败”就变成了板上钉钉，进而会给官员的政绩考核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但是，即便项目表现不佳，前景黯淡，但只要还没有破产清算，这个项目在账面上就不是能算是“失败”的，进而就业绩考核而言，就不会对项目引进的主导官员造成致命性打击。

但同样是追加投资，在风险投资的相关文献中，有一个明显褒义的称谓，即“失败容忍”（failure tolerance）。

成功的初创企业，通常会展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规律：起初有一个快速增长，之后遇到发展瓶颈，企业的各项指标大幅回撤，然后成功熬过这个调整，再次进入快速扩展的发展通道。

从事后看，初创企业的业绩回撤，就好像牛股的回踩确认，乃是风险投资坚持下去甚至于大举介入的绝佳时机。

但在事中，谁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回踩确认还是跌入万丈深渊。而根据统计数字，绝大多数的初创企业最终都掉入了万丈深渊。

这样，对于先期介入的风险投资者而言，看着初创企业的业绩下滑，到底是坚守乃至追加投资，还是放弃并立即止损，是他们当下必须做出的选择。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触发风险投资退出决策的业绩回撤率来度量风险投资的失败容忍度。

基于这样的逻辑，清华大学的田轩教授做过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研究，发现失败容忍度越高的风险投资者，其所投资企业不管是在创新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表现更好。

接下来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地方政府官员所主导的招商引资，为何主要是发挥了“容忍失败”的好处，而没有彻底演变成无底洞式的“软预算约束”呢？

实际上，这个答案也同样植根于斯芬克斯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

前面已经详细论述了GDP锦标赛促进地方见招商引资的竞争逻辑，这里需要补充的另一个重要制度特征就是地方政府官员的到期换届制度。

在中国式的官员任免制度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大员可以在同一个地方长久呆下去的。

前面已经提到，一把手招商引资之所以有可能导致预算软约束，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出可信承诺来“自扇耳光”，大张旗鼓地亲自引进某个项目，然后在大张旗鼓地亲自宣布这个项目失败。

但是，官员流动和到期换届制度“外生性”地解决了这个承诺问题。

司空见惯的观察是，每一次的主要领导人换届，通常都会导致地方发展策略的重大转变。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而第一把火往往就是将自己与前任留下来的负资产进行完美切割。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GDP锦标赛是非常重要的。任何官员要赢得GDP锦标赛，不但要本地方的GDP业绩相对较好，而且还要提供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种良好的GDP表现是自己的政绩，而非“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所以，即便前任的项目马马虎虎，继任者都有积极性推翻重来，更何况那些业绩不佳、前景黯淡的烂尾项目了。

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换届之后的政策转换，也就展现出了亦是亦非的双重特性。

大多人只看到了坏的一面，认为这是官员胡作非为的瞎折腾，但如上所述，这也有好的一面，即切断了招商引资与无底洞式“软预算约束”之间的逻辑链条。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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