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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节课我们的主题是“谁的企业谁做主”,当时还剩一些内容没有讲完,这里给大家补充完整。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实际上是风险的承担者。Frank Knight对风险(risk)和不确(uncertainty)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风险是可以分散的,因为行为人知道他“不知道什么”;相反,不确定性则是无法规避的,因为行为人根本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
 
按照奈特(knight)的说法,企业家乃是愿意承担不确定性的人,即某个人如果能够承担别人不愿意承担的风险,就能成为企业家。
 
由此,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风险偏好越高的企业家,预期收益也越高?
 
不难想到,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方法是让企业家填写风险偏好测试问卷,然后对企业家的风险偏好与企业ROE进行相关性分析。设想一种情景,假设分析结果显示二者正相关,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企业家的风险偏好越高,企业收益越高?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上述分析样本存在着所谓的“幸存者偏误”或“选择偏误”问题。凡是能够出现在样本中的企业,都是高风险投资行为后的幸存者,而根据风险收益对等原则,这些幸存企业的收益率也往往较高。事实上,绝大部分企业都没能扛过高风险的致命打击,故不会出现在调研样本中。由此可见,采用选择性样本得出的结论通常是不靠谱的。
 
另外一种关于企业的理解是,企业不仅是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也是一个声誉载体(David Kreps)。无论在任何单位,后续继任者或未来剩余索取权的拥有者,都有积极性去制约当前所有者滥权,因为一旦前任在位者做了坏事,留下的烂摊子要由继任者收拾。换句话说,尽管坏事是上任干的,但由于他和企业的声誉捆绑在一起,故其他人就有积极性防止在位者干坏事。
 
在上堂课末尾,我们讲到,企业存在的一个理由是联合生产,而在联合生产或队生产的情况下,每个成员的贡献大小不仅取决于自身努力,还要依赖团队其他人员和资源。
 
比如,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论功行赏的时候,不能只犒赏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将军,还要特别嘉奖负责屯粮运粮的“后勤人员”,因为一旦失去了粮食供应,大军将不战自乱。历史上,汉高祖刘邦在给功臣封赏的时候,就把负责“运粮”的萧何排在了第一位。
 
然而,由于个人贡献大小依赖于团队资源,想要准确衡量个人贡献并不容易。因此,队生产会出现所谓的“公共品”效应或“搭便车”问题。比如,在纤夫拉船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多出力,从而使自己可以偷偷懒。一旦每个纤夫都这么想,则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船拉不起来。相应的,每个纤夫都拿不到工钱,只能去喝“西北风”了。
 
考虑到这一点,每个生产队都会派一个监工来监督大伙干活,如果发现有谁偷懒,监工就毫不留情地抽他一鞭子。因此,监工的存在有助于解决队生产中的“搭便车”问题。
但不难理解,做监工本身也是有成本的:不仅要付出监管的时间和精力成本,还要承担得罪人的成本。所以,如果不给监工相应的激励,则没有人愿意来当这个“冤大头”。
 
由此自然引出了一个问题:监工的报酬从何而来?简言之,监工的报酬正是来自队生产的剩余索取权,即总利润刨去工资后,统统归监工所有。进一步,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工人越努力,获得高产出的可能性也越大,留给监工的“蛋糕”也会越多。因此,一旦把剩余索取权赋予监工,他就有很高的激励去认真监督工人。这种监督成本和收益的“内化”,对应的正是经济学中“外部性”的内化。
 
上节课还让大家回去看一下“三个和尚”的短动画。事实上,任何组织内部的问题,都反映在这部动画片里。当庙里只有一个和尚的时候,这个和尚会自己挑水吃。此时,和尚挑水的成本和收益完全“对称”;当庙里有两个和尚的时候,这两个人会一块抬水吃。此时,每个人都要承担抬水的成本,但各自只能取得一半的收益;当庙里有三个和尚的时候,则会出现“没水吃”的情况,因为三人同时去挑水,会产生严重的公共品效应:干活的时候,大家都想“搭便车”,出工不出力。
 
下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解释生产端的公共品效应。
 
不妨假设庙里现在有n个和尚,每个和尚挑水的产出分别为e1,e2……en,付出的成本分别为1/2(e1)^2,1/2(e2)^2……1/2(en)^2,则社会总收益为W=(e1-1/2(e1)^2)+....+(en-1/2(en)^2)。
 
现在,社会计划者(social planner)的任务是选择e1到en,以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显然,在上述假设下,e1到en的选择都是独立且对称的,从而有e1=e2=……=en=1,即社会最优努力程度es=1。
 
现实中并不存在所谓的社会计划者,每个和尚都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社会利益最大化出发进行决策。给定和尚们实行平均分配,则每个和尚得到总收益的1/n,即(e1+...+en)/n,而和尚i付出的成本依然为1/2(ei)^2 (i=1,2……n)。由此,第i个和尚的净收益为(e1+...+en)/n-1/2(ei)^2 。对这个式子求导不难算出,每个和尚的最优努力程度e*=1/n。
 
显然,只要n>=2,就有e*
 
特别地,当n 趋于无穷大时,每个和尚的最优努力程度e*会趋于0。相应的,每个和尚的收益也会趋于0。这说明,随着和尚人数增加,公共品效应也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最后每个人都无水可喝。
 
类似的,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农业合作社也存在严重的“搭便车”问题。在每个农业合作社,每家生产的粮食由集体平均分配,但种田的辛劳成本却完全由自家承担。如此一来,每个农民都不愿意好好干活,整个农业合作社的粮食产量也极其低下。
 
以上是生产端的公共品效应,下面我们讲消费端的“公地悲剧”。所谓“公地悲剧”,指的是产权界定不清时,过多的人拥有某种资源的使用权,从而导致资源被滥用的情况。
 
比如,“青青草原”上有很多“灰太狼”,这些家伙个个都想抓一只“美羊羊”饱餐一顿。然而,“美羊羊”的数量是有限的,给定“灰太狼”A捉多了,“灰太狼”B就只能少吃一些羊肉大餐了。因此,每只“灰太狼”都有过度捉羊的激励。最终的结果是,草原上绵羊绝迹,“灰太狼”们也悉数饿死。
 
再比如,河流边上有A和B两家工厂,它们都有权向河流排污。假定A不向河流排污,而B向河流排污,则A不仅放弃了免费排污的收益,还要承担B排污的成本。意识到这一点,A的最优选择是向河流排污,因为尽管A依然要负担B排污的成本,但与不排污的情况相比,至少自己享受到了免费排污的收益。同理,B的最优选择也是向河流排污。如此一来,一条原本清澈见底的河流,就变成了臭气熏天的黑水沟。
 
与和尚抬水的例子类似,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村民捕鱼的模型来说明“公地悲剧”。
 
不妨假设某村庄有一个公共湖泊,村里的每个渔夫都可以去河里捕鱼。假定每个渔夫捕鱼都需要一条船,并且购船成本为固定的F。现在,有n个渔夫要去捕鱼,则相应的捕鱼数量为Q(n),并且Q(n)为递增凹函数。
 
首先求解社会最优捕鱼数量。假定村长作为一个社会计划者,其目标是村庄利益W的最大化。显然,W= Q(n)-nF。对这个式子求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Q’(n)=F。
 
一阶条件的经济学含义是,增加一个渔夫捕鱼的社会边际收益Q’(n),等于增加一个渔夫捕鱼的社会边际成本F。由于Q(n)是递增的凹函数,其一阶导数必然单调递减。因此,当Q’(n)>F时,捕鱼人数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此时,可以增加渔夫数量使边际收益逐渐趋向边际成本。Q’(n)
 
再来求解市场情况下渔夫的数量。假设每个渔夫的捕鱼能力完全一样,则单个渔夫的捕鱼数量为Q(n)/n。进一步,第i个渔夫的捕鱼收益wi=Q(n)/n-F。
 
显然,渔夫捕鱼不能做赔本买卖,因此必有wi=Q(n)/n-F>=0。这里考虑渔夫不赚不赔的情况,即Q(n)=nF。
 
从图中不难看出,随着捕鱼人数n的增加,边际产出Q’(n)会递减,当Q’(n)与F相交的时候,就得到了社会最优捕鱼人数ns。另一方面,,即Q(n)等于Q’(n)与坐标轴围成的面积。由Q(n)=nF可知,在单个渔夫的最优决策下,该图形的面积必须等于长为n、宽为F的矩形面积。不难看出,个人决策情形下的最优捕鱼人数n*要远高于社会最优水平ns。
 
村民捕鱼的例子同样说明,一旦某种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清,就会出现人人都想“多分一杯羹”的情况,而这会造成资源的滥用与枯竭。
 
经济学上还有一个与“公地悲剧”相对应的概念,叫做“反公地悲剧”,指的是过多的人拥有资源使用的排斥权时,反而会导致资源被低效利用。
 
比如,在提出简政放权之前,老百姓想要兴办企业,必须经过多个政府部门的审批。显然,企业要想营业,必须通过每个部门的审核,少敲一个公章都不行。这里不同部门的审批人员就相当于多个拥有排斥权的个体,而排斥权的滥用,则会导致本应迅速开业的企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市场机会流失。
 
由此可见,“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貌似相反,实则都是某种权力被滥用的结果:前者是进入权的滥用,而后者则是排斥权的滥用。
 
回到最开始的和尚挑水问题,大家不妨探讨一下,究竟该如何解决和尚吃水难的问题呢?
 
第一种解决方法是责任到人。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觉远和尚(张三丰的师傅)曾被方丈责罚挑水,如此一来,挑水的责任就落到了他一人头上。
 
第二种解决方法是轮班制。比如,方丈安排胖和尚在奇数天挑水,瘦和尚在偶数天挑水。尽管轮班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问题,但也并非十全十美。比如,瘦和尚运气好,挑水的那天风和日丽,则辛劳程度会相对较低。相比之下,胖和尚的运气就不咋地了,挑水的那天狂风暴雨,苦不堪言。于是,下次挑水的时候,胖和尚就会耍赖,让瘦和尚去挑水。
 
再举个类似的例子。不少地方的出租车司机会采取轮班制:两人同开一辆车,只不过一个人白天开,另一个人夜里开。显然,白天开车的平均收入会更高,风险也更低,因此,轮班制存在收益或风险的分担问题。
 
第三种解决方法是各自挑水喝。现在庙里不用大缸了,改由每个和尚各买一口小水缸。此时,每个和尚想喝水的话只能亲力亲为,否则便无水可喝。这种方法与责任到人的方法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某些懒和尚会偷别人的水喝,各自买缸的总成本过高等。
 
第四种解决方法是设置“监水僧”职位。寺庙方丈可以专门挑选一位德高望重的僧人,由他来管理大家的饮水事务。这种制度容易导致两个问题:第一,“监水自盗”,即管水的大和尚禁不住诱惑,自己偷水喝;第二,贿赂。比如,某个口干舌燥的僧人,主动替管水的大和尚抄写经文,并以此换取偷喝水的权力。
 
第五种方法是“技术进步”。方丈为了解决僧众吃水难的问题,专门挑选了能人智士,成立了少林寺研发团队。这个团队不负众望,开发出了“滑轮提水”的专利。如今,山崖下的和尚只要把水装满,就能通过滑轮把水吊上山,从此告别“吭哧吭哧”抬水的“苦逼”岁月。
 
自此以后,少林寺再也没有了吃水难题。一旦水资源足够丰富,则“偷水”、“贿赂”等问题会不攻自破,僧人们也不会为了谁去挑水争的面红耳赤。大家其乐融融,好不快活。所谓 “仓廪实而知礼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需要注意是,尽管动画片没有提及研发团队的成立过程,但这里面实际上大有学问。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人才!任何研发团队的核心竞争力,都建立在其强大的人才网络基础上。然而,要想让团队中的每个人安心研发,必须先处理好一些问题。
 
首先,要为研发人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由于研发人员不直接参与生产,因此任何单位都要先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问题。比如,方丈要想让手下的研发团队出成果,就必须安排专人给他们挑水喝。
 
其次,要能从芸芸众僧中挑出最有科研才能的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必须在充分了解僧人特长的基础上,才能选择出最适合搞研的人。例如,北京龙泉寺就有一批出家的清北高材生,专门负责搞科研。
 
最后,要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例如,寺庙研发团队的某个和尚不喜欢抄写经文,就可以设计这样的激励机制:一旦“滑轮吊水”装置研发成功,就免去你一年抄写经文的任务。如此一来,这个和尚就会干劲十足。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方丈该怎么选?是选择管理才能高的,还是选择佛学修养高的?实际上,方丈的选择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规则,而要取决于具体的制度与环境因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方丈。
 
【按:本期是作者复旦通识课第六期的录音整理】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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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宗来

寇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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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创新与知识产权、互联网、公司金融等方面研究。 “经济学家不能光做严肃的学术研究,还要普及好的经济学。” 《五分钟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更多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来谈经济(ID:FIN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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