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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大一统,有三个关键因素:一,必须中央集权才能抗击北方游牧的巨大军事威胁;二,必须中央集权才能实现大江大河的区域联治;三,汉字音义分离,维护了跨区域文化认同感。
 
人们通常提及四大文明古国,但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的历史都早已散入烟尘,往往需要考古挖掘才能管中窥豹;唯有中华文明,自有信史以来,绵延数千年至今而从未绝嗣。这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进一步,自始皇帝统一中国至今,华夏文明虽历经战乱,也曾分崩离析,但大一统却始终是中国历史的逻辑主线。
 
与之相比,欧洲也曾有强大、辉煌、统一的罗马帝国,但终究无法维持下去,最后分化为语言、文化各异的诸多国家。同样地,不论是辉煌一时的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还是曾经雄霸天下的前苏联,最终也难逃土崩瓦解的宿命。
 
这篇文章旨在从经济学视角,通过对比分析,探究中华文明大一统历史主线背后的本征原因。主要强调两点:一是中国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另外一个则是中国独特的方块字。至于儒家文明的影响,讨论的人已经很多,只是在讨论方块字的时候顺便分析一下,不想做过多的附会。
 
一、地缘政治环境的决定性影响
 
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著名的胡焕庸线,即从黑龙江的爱辉(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之间的连线。若以现在的地图来看,这条线将中国版图一分为二,东南侧降水丰沛,承载的是农耕文明,其所占中国面积不到40%,但所占中国人口却高达96%;而西北侧降水稀少,只能承载游牧文明,其所占中国面积超过60%,但所占中国人口却不足5%。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简单地按人口数量而低估游牧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因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不是单维度的,而是非常复杂的。实际上,要准确理解这种相对力量的大小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我们就必须分层次、多角度进行考察,而且一定要与地理环境和武器发展阶段结合起来。
 
首先必须区分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
 
按照胡焕庸线的描述,游牧文明在经济力量上显然要弱小很多,甚至于可以忽略不计。大漠草原本是苦寒之地,各部落逐水草而居,游牧生产方式不但产出很低,而且完全靠天吃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参考现在的灾情报道,一旦草原上连年大旱,人畜饮水就会长面临严重困难;或者突冬季遇到极端暴风雪,牲畜大面积死亡也将在所难免。现代社会尚且如此,传统社会更是可见一斑。
 
但要论军事实力,情况将发生极大的变化,相对力量的强弱会向游牧文明大幅倾斜。而决定这个变化的关键因素,那就是“马”。
 
没错,看到“马”这个字,你一定会想到千里马,赤兔马,汗血宝马,万马奔腾,天马行空,马踏飞燕,马不停蹄,以及马到成功。
 
不论任何时代,战斗获胜的第一要诀都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二战时候,希特勒发明了闪电战,凭借快速移动的坦克,德军轻易绕开了法国人辛辛苦苦构筑的马奇诺防线。
 
做个类比,马匹之于古代战争的重要性,就是坦克之于闪电战的重要性。一旦战争打响,即便关山阻隔,千里之外,训练有素的骑兵都可人不解甲、马不解鞍,在很短时间内投入战斗。
 
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骑兵的数量与素质,基本上决定了交战双方在战争中的机动性与战略纵深。设想一下,骑兵见到步兵,可以先在远处射箭,然后到近处冲锋,步兵少可以歼灭之,而步兵多则可不断骚扰,让其疲惫不堪。所以,自古以来,步兵见到骑兵,野战总是负多胜少。
 
交战双方当然都知道这个道理,都希望拥有配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骑兵。但实际上,除了少数情况,我们在历史记录中总是看到,农耕文明是以步兵对垒游牧文明的骑兵,而且骑兵居于攻方,步兵处于守方。这背后有非常简单直接的经济原因,两种文明在征集、训练和补充骑兵方面存在着极大成本差异。
 
对游牧民族而言,天苍苍,野茫茫,养马即放牧,放牧即养马,因而养马成本极低。进一步,与游牧的生产方式相对应,每个人从生到死,基本上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弓马骑射自然不在话下,一旦遇到战事,几乎可以全民动员,迅速组成数量庞大的骑兵兵团。
 
但对于农耕文明而言,维持骑兵的成本就非常高昂了。
 
首先是养马的成本很高。由于降水丰沛,人稠地狭,可耕地基本上都被开发成了农地。农业的生产率远远高于畜牧业,要将这些农地转化成牧场,非常不划算。除此之外,剩下的可能就是长满树木的山地,这同样是不适合放牧的。
 
其次是骑兵的训练成本也很高。可以想象,自幼习惯于渔樵耕读的人,要让他们骑在马背上不掉下来尚且困难,而要弓马骑射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农耕文明尽管人多、经济发达,但要维持一支庞大的骑兵,却会非常地捉襟见肘,必然面临缺人少马的尴尬局面。
 
两厢对比下来,游牧文明尽管经济力量非常低下,但在骑兵数量上却通常占优绝对优势。实际上,更加重要的是骑兵质量。这里牵涉到的关键是骑兵的选拔问题。即便国家花血本组建数目庞大的骑兵,但条件所限,基本上不大可能让每个小孩都参加骑兵训练,因而很难遴选出那些真正的骑射天才。而与之相比,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哪个人具有骑射才能,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实际上,关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力量对比,中国历史典籍已经给出了非常精彩而且全面的分析。《盐铁论·备胡》记录了汉朝时主战的大夫(指桑弘羊)与求和的贤良(指有德行的谏言者)关于防备胡人(北方游牧民族)利弊的辩论。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大夫曰:“古者,明王讨暴卫弱,定倾扶危。卫弱扶危,则小国之君悦;讨暴定倾,则无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则暴害不息;不备,则是以黎民委敌也。《春秋》贬诸侯之后,刺不卒戍。行役戍备,自古有之,非独今也。”】
 
【贤良曰:“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其势易骚动也。利则虎曳,病则鸟折,辟锋锐而取罢极;少发则不足以更适,多发则民不堪其役。役烦则力罢,用多则财乏。二者不息,则民遗怨。此秦之所以失民心、陨社稷也。】
 
【贤良:秦所以亡者,以外备胡、越而内亡其政也。夫用军于外,政败于内,备为所患,增主所忧。故人主得其道,则遐迩偕行而归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则臣妾为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则武胜,德盛则备寡。】
 
由此得见,辩论双方所处位置不同,所持观点迥异。
 
贤良认为,对付胡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怀柔”和“教化”,因为武力对付胡人很难,派兵多了,人家跑了,打不着;而派兵少了,又会被人家包饺子,损兵折将。
 
但大夫却指出,现在人家就不臣服于你,怎么办?不防备和收拾胡人,他们就会不断侵扰和掠夺你,让国家和老百姓面临危险。在他看来,教化游牧民族根本不起作用,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和一厢情愿。
 
公允地说,两方面观点都有相当的合理性,不能笼统地说谁对谁错。但无论如何,农耕文明面对游牧文明,要以步兵对抗骑兵,基本上都是沿胡焕庸线构筑长城和军事要塞,并以此为据点,以守对攻,以便尽可能削弱骑兵的机动性,或尽可能提高步兵的杀伤力。
 
即便如此,万里长城,单纯防守将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而要真正守护住国家安全,又谈何容易。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交战双方在胡焕庸线一带互有攻守,达成相对的均势。
 
有时候游牧民族更加强大,就会深入侵袭到中原地带,甚至于策马扬鞭,直逼淮扬;有时候则是农耕文明更加强大,就会远征大漠,甚至于马踏飞燕,封狼居胥。
 
有了足够的铺垫,现在可以真正切入正题,讨论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国,为何历经数千年而始终维持着大一统了。
 
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原农耕文明始终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威胁;而正因为这些游牧民族的军事实力超级强大,唯有中原文明凭借中央集权,形成足够强大的整体实力,才能有效地与之对抗。
 
按照现代经济学观点,国防是典型的公共品。既然军事对手极其强大,那么,为了抵抗这个军事对手而构筑的国防公共品也就必须极其宏大。于是就有了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也有了南起钱塘江穿越长江、淮河、黄河一直北至海河旨在南粮北运的京杭大运河。
 
很显然,没有足够的人口和经济体量,是根本无法承担和摊销这个巨大的固定成本的。这样,我们就从军事和国家安全角度论证了中国大一统的“必要性”。
 
但必要性不等于充分性。我们还要论证中原文明何以能够形成强大的经济优势来对抗游牧文明的军事优势。
 
打开中国地图册,可以知道中国版图有三个明显的阶梯,第一是青藏高原,第二是内蒙古、黄土和云贵高原,第三则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以及河沟纵横的长江中下游平原。
 
从古到今,中原文明的经济中心都在这个平原地带,而依托黄河和长江这两条大河,这个平原地带又足够广大,能够承载足够大的人口和经济体系,以对抗来自北方广袤大漠草原的游牧铁骑。
 
进一步,上述公共品机制对中华大一统的贡献,不仅限于军事层面,还深刻地体现在经济层面,最终这两种因素又会相互交织,相互加强。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黄河的治理。在世界上所有的大江大河中,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大概是最为喜怒无常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流经黄土高原,冲刷携裹了数以亿吨计的泥沙,咆哮奔腾,一路向东,但到了平原地带,水流变缓,这些泥沙就沉淀下来,导致河床越来越高,成为地上悬河。一旦天降暴雨,洪水泛滥,冲破堤坝,黄河就可能会因此改道入海。黄河现在从山东东营入海,但历史上,黄河曾经改道向北由天津入海,也曾改道向南而夺淮入海。每一次黄河改道,都会形成巨大的黄泛区,不但对农业生产形成毁灭性打击,而且还会形成大量的威胁社会稳定的灾民和流民。
 
对任何政权来说,如何治理和降服列维坦式的黄河,都是极其重要的,也是极具挑战性的。这种挑战性在于黄河是一条大河,流经范围很大,因为流域治理必然牵涉到多个区域之间的协调联动。但很显然,只有当这些区域都同属于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这种协调联动才有可能高效率地实现。
 
反过来说,如果黄河流经的平原地带,分属于多个小国家,尽管这些国家之间可以按照“市场”的方式进行协调,但治理黄河类似于提供公共品,每个小国家都希望其他国家花费或者多承担治理成本,而自己则享受由此所带来的巨大好处。
 
不难理解,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第三方协调,这种“非合作博弈”往往会导致公共品提供不足的“市场失灵”。所以,大江大河之类的联防治理,乃是促成中国大一统的重要的经济原因。
 
写到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武器发展阶段对游牧民族重要性的影响。
 
对此,《草原帝国》非常值得一看。这是法国历史学家、游牧民族历史文献专家勒内·格鲁塞的中亚通史著作,其中对活跃于欧亚草原的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民族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
 
研究游牧文明历史的最大障碍是,他们通常没有文字记录,他们在茫茫戈壁和无垠草原上历史,犹如他们本身一样,来如风,去如电,不留痕迹。所以,研究者只有借助考古,或者相邻农耕文明对他们的相关记录中略知一二。
 
时至今日,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曾经崛起过一个个伟大的草原帝国,都是因为它们在成吉思汗、阿提拉、帖木儿等伟大征服者的带领下,不断地冲击、侵袭乃至征服了与之相邻的农耕文明,进而在这些农耕文明的典籍中留下了历史痕迹。
 
《草原帝国》这本书内容宏大,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技术发明对游牧文明重要性的影响。首先是马镫的发明,这个看起来稀松平常,但实际上极大地增强了骑兵控制马匹的能力,进而极大地强化了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军事优势。
 
另外一个则是长距离火器的发明,而这却毁灭性地消除了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军事优势。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曾格林沁王爷率领下的八旗精锐骑兵,一旦遇到洋枪队,完全地不堪一击。
 
《草原帝国》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是,随着长距离火器的发明、普及和改进,强游牧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永远地消失了。不过,这个结论却与我们讨论中国大一统的传统基础并不干系。
 
二、方块字的重要影响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即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交通工具的国家标准。这些对于中国后来形成大一统的传统都是极其重要的。
 
这里单单讨论“书同文”。按照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语言是其中极其关键的一个维度。很容易理解,语言相同的人群,交流无障碍,容易形成相同的文化,也容易产生共同的身份认同感。
 
但是,到底如何才叫作“共同语言”呢?这里必然会牵涉到不同文字的本质差异。总的来说,按照语言学家的惯常说法,人类语言,按照其发展阶段,由原始到高级,依次分为三大类,一是象形文字,二是表意文字,三是拼音文字。
 
很显然,方块汉字是兼具象形和表意的“原始文字”,与之类似的有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及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而拉丁、希腊、阿拉伯以至于英法德西意等等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文字,都属于拼音文字。
 
本文想说明的是,正是方块字这种“原始”文字,对于形成中国大一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最大的独特性在于音义分离。这会产生非常不可思议的结果。
 
一个福建人与一个江苏人相见,他们可能是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的,但一旦他们将自己想表达的意思用汉字写出来,对方却可以一看便知。
 
进一步,这两个彼此说话完迥异的人,平素看的书可能完全相同,进而有可能形成类似的道德观念。比如说,他们都在看四书五经,都在看经史子集,都在苦修八股文,谋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飞黄腾达。
 
由此可见,与拼音文字相比,方块字的音义分离,可能因为音同字不同而损失了一定的口头交流的及时性甚至准确性,但它却维持了最低的语言交流功能;的确,即便口头语言完全不同,但相遇之后,只要把自己的写下来,总是至少可以让对方明白大概的。
 
考虑到古代社会交通不便,这种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正是因为“书同文”,千里之外的两个人,才有可能凭借共同的书本典籍而获得共同的身份认同。
 
三、反向论证
 
论证一个命题并不容易,尤其是这种特别宏大的社会科学命题。因为即便是合乎逻辑的解释,也有可能并不符合现实情况。实际上,要完全“证实”或者“证伪”某个社会科学命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这里想做的,就在正面逻辑论证之后,再按相同的逻辑,对照其他国家进行反面论证。
 
首先看地理因素。前面讲了,广袤的大漠草原,以及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和江淮平原,使得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对垒都是大军团级别的;同时,中国属于大河文明,大江大河的治理,又需要跨区域高度协调。这两点因素从军事和经济角度以及公共品机制对大一统的贡献。
 
作为对照,我们来看欧洲。欧洲的地理禀赋与中国有极大的差别。它不但缺乏黄河这样的大河,更重要是的,它在地理上被天然切割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子区域。
 
若以法国为中心,英吉利海峡将英格兰与欧陆分开,波罗的海将北欧与欧陆分开,比利牛斯山和地中海将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与法国分开,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将意大利和法国分开,而大森林则将日耳曼与法国分开。
 
一旦总面积本来就不大的欧洲,被切割得如此支离破碎,每一个小分块就都难以形成“大军团”作战能力,实际上严重的关山阻隔,也极大地限制了大军团作战的可能性。而一旦没有强调的对手,客观上也就没有组成强大的中央集权以对抗这个强大对的必要性了。
 
其次来看语言因素。必须承认,地理因素并没有完全阻止欧洲曾经出现强大的中央集权。罗马帝国最兴盛的时候,不但将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而且彪悍的罗马军团,也相继征服了现在的法国、西班牙、德国乃至英国的大部分地方。进一步,罗马帝国也有统一的文字,即拉丁语,可以说是做到了书同文。
 
但后来的历史表明,罗马帝国一旦分崩离析,就再也无法统一。它先是一分为二,形成西罗马帝国与东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相当长命,历经千年,最终亡于奥斯曼土耳其,其帝国首都也从君士坦丁堡被改名为伊斯坦布尔。与之相比,西罗马帝国迅速瓦解分裂,之后虽然有短暂的强权统一,但终究离心离德,最终分化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意大利、德意志、法兰西和西班牙等诸多国家。
 
为何拉丁语起不到汉字的相同功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拉丁语乃是拼音文字。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本来同为罗马军团,有些驻扎在西班牙,发音慢慢改变,拉丁语就演变成了西班牙语;有些驻扎在高卢,发音慢慢改变,拉丁语就演变成了法语;而留在现在意大利的罗马人,发音慢慢改变,拉丁语就演变成了意大利语。
 
需要特别强调,拼音文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怎么说就怎么写。所以,一旦这些“方言”逐渐变成了各自所在地的主流语言,拉丁语终究变成了一种“死亡的文字”。而没有了共同的拉丁语作为纽带和粘合剂,与拉丁语相对应的共同的民族身份认同感也就慢慢地消失了。
 
四、结语
 
本文旨在探究中国历经千年而大一统的两个关键因素。
 
首先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与之对应的公共品提供问题。强大的北方游牧文明的军事威胁,需要农耕文明必须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才能与之对抗,而中国大江大河的治理牵涉到跨区域协调联动,这同样也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才能实现。
 
其次是中国独特的音义分离的方块字,这可能损失了一定的沟通效率和准确性,却在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古代,跨越和穿透广大疆土,保证了最低限度的书同文,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认同感。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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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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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创新与知识产权、互联网、公司金融等方面研究。 “经济学家不能光做严肃的学术研究,还要普及好的经济学。” 《五分钟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更多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来谈经济(ID:FIN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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