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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经济学 | 集权、分权与王朝更迭

提要
面对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威胁,中国历代王朝似乎主要只是汲取了前朝覆灭的教训,以中央集权防止内忧,以地方分权防止外患;而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集权类似于U型管理,而分权类似于M型管理。

按照正统历史教科书,中国自秦以降到满清王朝两千多年被称为封建社会,但此种提法早就受到严重质疑。反对者辩言,若以西欧之封建制(feudalism)相比,中国大抵只有周朝具有“封建”之实,而自秦至清则最好被冠以“专制”的名头。
 
此两种观点,孰对孰错自然见仁见智。然而,无论持何种观点者,中国历史有一特征事实却是具有“共识”的: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诚若孟老夫子所言,“五百年有王者兴”,中国主要王朝的更迭带有明显的三百年左右的周期性。
 
对于这样的周期性,正统的解释诉诸土地兼并与农地矛盾。的确,倘若土地兼并产生大量流民,则政权统治必然面临巨大挑战。然而,简单的农战说无法充分阐释两千年的王朝更迭。诚然,在每个王朝最终覆没时通常伴随有农民起义,但像唐、宋、明等的兴亡却又不能仅仅归结为农民起义,藩镇渔阳鞞鼓、将军黄袍加身、外族大举入侵,也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
 
历史事件极其复杂,又不可重复,对每一段历史,都可以给出“独特”(ad hoc)的解释。此等独特解释,有赖于大量的史料考证,乃至于现在流行的考古佐证,这都不是我的长处,实际上也不是我理解这个问题的方法。我想做的事情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从这个你方登罢我登场的历史舞台剧中,找出一些可能的规律。
 
窃以为,自秦汉以降的中国历代王朝,既不是绝对的集权,也没有绝对的封建,真正核心的问题,实际上如何看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对于每个朝代,需要考察它到底是更加倾向于中央集权的,还是更加倾向于地方分权的。
 
对任何王朝而言,皇帝作为终极统治者,都不可避免地面临“内忧”与“外患”,要维持王朝的千秋万代,他必须权衡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利弊优劣。可以发现,导致中国主要王朝更迭的原因,大致上是在内忧与外患之间交替发生的,而与此相应,中国主要王朝的制度设计,则大致上是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交替发生的。
 
何为内忧?这既可以是农民起义,从黄巾到皇朝,从宋江到方腊,从白莲教到太平天国,都可以归入此类;但也可以是将军反叛,这可以是汉初的八王之乱,可以是两汉之间的新莽篡位,可以是隋末唐高祖太原举事,可以是安禄山的渔阳鼙鼓动地来,也可以是宋太祖黄袍加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何为外患?这大抵可以理解为外族入侵,周天子的羌戎之乱,始皇帝派蒙恬修筑长城以御胡马南下,汉高帝白登山之难,两宋不断遭受契丹、西夏、金国乃至蒙元的侵削以至于亡国,崇祯日思夜想的八旗铁骑,乃至于清朝面临的八国联军,大概都可以归入此类。
 
生活在当下,许多现代人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以现代的观点去评判古人。比如说,不少人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特别强调抵御外患的重要性,批评两宋武功羸弱,以至于蒙元南侵,崖山之后无中华,但这样的观点,却并不能完整反映王朝更替背后的作用机制。
 
抵御外族入侵当然重要。一旦政权亡于外族,结果可谓是相当凄惨。北宋的钦徽二帝,靖康之难,被金人略之北境,被迫光着脚丫子,在烤红的地上跳金鸡舞。这激发岳武穆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但也是何等的杀气腾腾以至于让蒙古族作家席慕容不寒而栗。
 
但是,抵御外敌至关重要,并不等于说这是唯一至关重要的事情。站在帝王的角度,亡于外族固然凄惨,但亡于内患,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
 
司马温公编纂《资治通鉴》,皇皇巨著也,起始于周威烈王礼乐崩坏,继而三家分晋,详细描述了那个不可一世的智伯,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结局,脑壳儿被赵襄子拿去做了夜壶。尧幽囚,舜幽死,曹魏重用司马氏,固然灭了蜀吴而一统九州,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曹魏的末代皇帝只能效仿汉献帝而将政权禅让给司马炎。再到后来,大明王朝的建文帝,面对藩臣四叔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师,兵败而不知所踪,可能是烧得尸首不存,也有可能隐名埋姓做了和尚。
 
对帝王而言,他最关心的基本上是两件事:首先是自己帝位巩固,获得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具有排他性,不论夫妻父子、兄弟朋友,都不能分享。一旦拥有绝对权力,最祈求的事情就是长命百岁,所以始皇帝、汉武帝都迷信方士,遣人到蓬莱仙境寻求长生不老药,嘉靖皇帝也可以数十年不上朝,潜心于炼丹,谋求得道与长生。但终究没有人能够长生不老。一旦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皇帝就会在“自私的基因”驱使下,想方设法让子孙江山永固,一世、二世乃至千秋万代。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就既要防止内忧,又要防止外患,两者同等重要。
 
为深入理解外患,最好先了解一下著名的胡焕庸线。1935年,中国著名学者胡焕庸先生发现,若在黑龙江的爱辉(现称黑河)与云南的腾冲之间拉一条线,则这条线东南侧只占中国不到40%的国土,但却聚集了中国超过96%的人口,这个结果到今天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胡焕庸线之所以稳定存在,是因为它也基本上就是中国降水发生明显变化的地理分界线。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即便在古代,这个比例大致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水乃生命之源,不同的降水量最终将决定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文明形态。胡焕庸线东南面,降水相对丰沛,可以承载农耕以及相应的农耕文明;而胡焕线西北侧,降水非常稀少,只能承载游牧以及相应的游牧文明。
 
中国历代王朝大致上都是位于胡焕庸线东南侧的农耕文明,而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时刻提防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南侵。为此,历代王朝不但修筑或加筑了万里长城,而且在长城沿线的边关要塞,都会配置良将、布列重兵。
 
古时候,天高皇帝远,交通阻塞,中央政权与边境之间的信息交流非常困难,但战争形势却可能瞬息万变。要让镇守边关的军队真正有战斗力,中央政权就需要向边关将领充分授权,让其掌军队的生杀大权、后勤补给,这样才能做到将知兵,兵敢死,赏罚分明,令行禁止,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继而“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但必须清楚,消除外患却不等于皇权稳若磐石。因为一旦边关将领像唐朝的节度使一样拥有充分的授权,他们就会成为实至名归的土霸王。长此以往,兵虽骁勇,但他们眼中却只有将军而没有皇帝。一旦将军起事,许以荣华富贵,他们就有可能风随景从;于是乎,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将不期而至了。
 
反过来,中央政府要限制将军造反,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将军们调兵备战的能力。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某个将军不能同时具有指挥打仗和调配粮草的权力,他要造反,将是非常困难的。但很显然,站在皇帝的角度,这样做是利弊互见的,好处是限制了将军造反的能力,即降低了“内患”的风险,但坏处是,这样也限制了将军抵御入侵的能力,即提高了“外患”的风险。
 
参照小钱德勒对现代公司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王朝制度安排的性质。如果王朝的主要矛盾是防止外患,中央就必须侧重于所谓的M型管理,即让地方领导在其辖区内拥有充分的决策权,不但包括军事决策,也还包括可民用决策。换句话说,在M型管理下,每个地方都是自成一体的“块块”,封疆大吏的权力要高于六部尚书。因为只有这样,地方领导才有可能因地制宜,尽可能调动当地资源来抵御外敌入侵,但如上所述,这样做必然会面临地方做大而冒犯中央的风险。
 
如果王朝的主要矛盾是防止内患,中央就需要侧重于所谓的U型管理,这时候资源配置主要按照“条条”进行的,调兵需要通过兵部尚书的同意,调粮需要通过户部尚书的同意,如此等等。总之,在这种体制下,没有中央的支持,地方官员很难实现各个“条条”之间的协调统一,进而造反起来非常困难。但也如前所述,这种体制会让地方官员很难有效地组织力量抵御外患。
 
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M型管理和U型管理体制,没有必然的优劣之分,每个王朝侧重于哪一种制度安排,主要依赖于王朝创立如何看到王朝千秋万代的主要威胁因素。抛开细节,中国历史所呈现的大致规律是,主要王朝的开国皇帝,在设计王朝基本制度时,似乎主要是在于防止导致前一个王朝最终覆灭的威胁因素。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主要王朝的制度安排,就在防止外患与防止内患之间交替徘徊,或者说,王朝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上,M型管理体制与U型管理体制交替出现。
 
简单梳理:
 
五胡乱华,中原王朝不断受到外族入侵;隋唐统一之后,给地方节度使授予很大的权力,这有效地抵御了外患;但最终唐朝因藩镇割据、安史之乱而元气大伤,最终亡于朱温之手。
 
后来经过了乱哄哄的五代十国,到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切身体验将军可以黄袍加身的他,在制度设计上极大地压制了武官的地位以及边关将领的权力;这固然降低了内患的风险,但使得宋朝武功很差,不断遭受辽国、金国、西夏的侵扰,并最终亡于蒙元之手。
 
元朝稍微特殊一些,一方面时间短,而更重要的是蒙古统治者并没有真正将自己融入农耕文明。
 
之后的明朝,站在中原文明的角度,则将其主要威胁定位于外族入侵,这才有了藩镇做大的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而夺去了侄子的皇位;夺位成功之后的明成祖朱棣,认识到既要通过中央集权来解决内患,又要通过强化藩镇而解决外患,于是他创造性提出了一个“两全之策”,即“天子守国门”。但后来的执行效果却是地方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实际上难以有效防止八旗军队的不断侵扰。
 
最后总结一下:面对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威胁,中国历代王朝似乎主要只是汲取了前朝覆灭的教训,以中央集权防止内忧,以地方分权防止外患;而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集权类似于U型管理,而分权类似于M型管理。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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