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经济学 | 集权、分权与王朝更迭-来谈经济-财新网

提要

面对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威胁，中国历代王朝似乎主要只是汲取了前朝覆灭的教训，以中央集权防止内忧，以地方分权防止外患；而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集权类似于U型管理，而分权类似于M型管理。

按照正统历史教科书，中国自秦以降到满清王朝两千多年被称为封建社会，但此种提法早就受到严重质疑。反对者辩言，若以西欧之封建制（feudalism)相比，中国大抵只有周朝具有“封建”之实，而自秦至清则最好被冠以“专制”的名头。

此两种观点，孰对孰错自然见仁见智。然而，无论持何种观点者，中国历史有一特征事实却是具有“共识”的：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诚若孟老夫子所言，“五百年有王者兴”，中国主要王朝的更迭带有明显的三百年左右的周期性。

对于这样的周期性，正统的解释诉诸土地兼并与农地矛盾。的确，倘若土地兼并产生大量流民，则政权统治必然面临巨大挑战。然而，简单的农战说无法充分阐释两千年的王朝更迭。诚然，在每个王朝最终覆没时通常伴随有农民起义，但像唐、宋、明等的兴亡却又不能仅仅归结为农民起义，藩镇渔阳鞞鼓、将军黄袍加身、外族大举入侵，也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

历史事件极其复杂，又不可重复，对每一段历史，都可以给出“独特”（ad hoc)的解释。此等独特解释，有赖于大量的史料考证，乃至于现在流行的考古佐证，这都不是我的长处，实际上也不是我理解这个问题的方法。我想做的事情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从这个你方登罢我登场的历史舞台剧中，找出一些可能的规律。

窃以为，自秦汉以降的中国历代王朝，既不是绝对的集权，也没有绝对的封建，真正核心的问题，实际上如何看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对于每个朝代，需要考察它到底是更加倾向于中央集权的，还是更加倾向于地方分权的。

对任何王朝而言，皇帝作为终极统治者，都不可避免地面临“内忧”与“外患”，要维持王朝的千秋万代，他必须权衡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利弊优劣。可以发现，导致中国主要王朝更迭的原因，大致上是在内忧与外患之间交替发生的，而与此相应，中国主要王朝的制度设计，则大致上是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交替发生的。

何为内忧？这既可以是农民起义，从黄巾到皇朝，从宋江到方腊，从白莲教到太平天国，都可以归入此类；但也可以是将军反叛，这可以是汉初的八王之乱，可以是两汉之间的新莽篡位，可以是隋末唐高祖太原举事，可以是安禄山的渔阳鼙鼓动地来，也可以是宋太祖黄袍加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何为外患？这大抵可以理解为外族入侵，周天子的羌戎之乱，始皇帝派蒙恬修筑长城以御胡马南下，汉高帝白登山之难，两宋不断遭受契丹、西夏、金国乃至蒙元的侵削以至于亡国，崇祯日思夜想的八旗铁骑，乃至于清朝面临的八国联军，大概都可以归入此类。

生活在当下，许多现代人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以现代的观点去评判古人。比如说，不少人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特别强调抵御外患的重要性，批评两宋武功羸弱，以至于蒙元南侵，崖山之后无中华，但这样的观点，却并不能完整反映王朝更替背后的作用机制。

抵御外族入侵当然重要。一旦政权亡于外族，结果可谓是相当凄惨。北宋的钦徽二帝，靖康之难，被金人略之北境，被迫光着脚丫子，在烤红的地上跳金鸡舞。这激发岳武穆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但也是何等的杀气腾腾以至于让蒙古族作家席慕容不寒而栗。

但是，抵御外敌至关重要，并不等于说这是唯一至关重要的事情。站在帝王的角度，亡于外族固然凄惨，但亡于内患，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

司马温公编纂《资治通鉴》，皇皇巨著也，起始于周威烈王礼乐崩坏，继而三家分晋，详细描述了那个不可一世的智伯，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结局，脑壳儿被赵襄子拿去做了夜壶。尧幽囚，舜幽死，曹魏重用司马氏，固然灭了蜀吴而一统九州，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曹魏的末代皇帝只能效仿汉献帝而将政权禅让给司马炎。再到后来，大明王朝的建文帝，面对藩臣四叔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师，兵败而不知所踪，可能是烧得尸首不存，也有可能隐名埋姓做了和尚。

对帝王而言，他最关心的基本上是两件事：首先是自己帝位巩固，获得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具有排他性，不论夫妻父子、兄弟朋友，都不能分享。一旦拥有绝对权力，最祈求的事情就是长命百岁，所以始皇帝、汉武帝都迷信方士，遣人到蓬莱仙境寻求长生不老药，嘉靖皇帝也可以数十年不上朝，潜心于炼丹，谋求得道与长生。但终究没有人能够长生不老。一旦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皇帝就会在“自私的基因”驱使下，想方设法让子孙江山永固，一世、二世乃至千秋万代。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就既要防止内忧，又要防止外患，两者同等重要。

为深入理解外患，最好先了解一下著名的胡焕庸线。1935年，中国著名学者胡焕庸先生发现，若在黑龙江的爱辉（现称黑河）与云南的腾冲之间拉一条线，则这条线东南侧只占中国不到40%的国土，但却聚集了中国超过96%的人口，这个结果到今天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胡焕庸线之所以稳定存在，是因为它也基本上就是中国降水发生明显变化的地理分界线。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即便在古代，这个比例大致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水乃生命之源，不同的降水量最终将决定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文明形态。胡焕庸线东南面，降水相对丰沛，可以承载农耕以及相应的农耕文明；而胡焕线西北侧，降水非常稀少，只能承载游牧以及相应的游牧文明。

中国历代王朝大致上都是位于胡焕庸线东南侧的农耕文明，而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时刻提防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南侵。为此，历代王朝不但修筑或加筑了万里长城，而且在长城沿线的边关要塞，都会配置良将、布列重兵。

古时候，天高皇帝远，交通阻塞，中央政权与边境之间的信息交流非常困难，但战争形势却可能瞬息万变。要让镇守边关的军队真正有战斗力，中央政权就需要向边关将领充分授权，让其掌军队的生杀大权、后勤补给，这样才能做到将知兵，兵敢死，赏罚分明，令行禁止，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继而“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但必须清楚，消除外患却不等于皇权稳若磐石。因为一旦边关将领像唐朝的节度使一样拥有充分的授权，他们就会成为实至名归的土霸王。长此以往，兵虽骁勇，但他们眼中却只有将军而没有皇帝。一旦将军起事，许以荣华富贵，他们就有可能风随景从；于是乎，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将不期而至了。

反过来，中央政府要限制将军造反，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将军们调兵备战的能力。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某个将军不能同时具有指挥打仗和调配粮草的权力，他要造反，将是非常困难的。但很显然，站在皇帝的角度，这样做是利弊互见的，好处是限制了将军造反的能力，即降低了“内患”的风险，但坏处是，这样也限制了将军抵御入侵的能力，即提高了“外患”的风险。

参照小钱德勒对现代公司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王朝制度安排的性质。如果王朝的主要矛盾是防止外患，中央就必须侧重于所谓的M型管理，即让地方领导在其辖区内拥有充分的决策权，不但包括军事决策，也还包括可民用决策。换句话说，在M型管理下，每个地方都是自成一体的“块块”，封疆大吏的权力要高于六部尚书。因为只有这样，地方领导才有可能因地制宜，尽可能调动当地资源来抵御外敌入侵，但如上所述，这样做必然会面临地方做大而冒犯中央的风险。

如果王朝的主要矛盾是防止内患，中央就需要侧重于所谓的U型管理，这时候资源配置主要按照“条条”进行的，调兵需要通过兵部尚书的同意，调粮需要通过户部尚书的同意，如此等等。总之，在这种体制下，没有中央的支持，地方官员很难实现各个“条条”之间的协调统一，进而造反起来非常困难。但也如前所述，这种体制会让地方官员很难有效地组织力量抵御外患。

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M型管理和U型管理体制，没有必然的优劣之分，每个王朝侧重于哪一种制度安排，主要依赖于王朝创立如何看到王朝千秋万代的主要威胁因素。抛开细节，中国历史所呈现的大致规律是，主要王朝的开国皇帝，在设计王朝基本制度时，似乎主要是在于防止导致前一个王朝最终覆灭的威胁因素。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主要王朝的制度安排，就在防止外患与防止内患之间交替徘徊，或者说，王朝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上，M型管理体制与U型管理体制交替出现。

简单梳理：

五胡乱华，中原王朝不断受到外族入侵；隋唐统一之后，给地方节度使授予很大的权力，这有效地抵御了外患；但最终唐朝因藩镇割据、安史之乱而元气大伤，最终亡于朱温之手。

后来经过了乱哄哄的五代十国，到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切身体验将军可以黄袍加身的他，在制度设计上极大地压制了武官的地位以及边关将领的权力；这固然降低了内患的风险，但使得宋朝武功很差，不断遭受辽国、金国、西夏的侵扰，并最终亡于蒙元之手。

元朝稍微特殊一些，一方面时间短，而更重要的是蒙古统治者并没有真正将自己融入农耕文明。

之后的明朝，站在中原文明的角度，则将其主要威胁定位于外族入侵，这才有了藩镇做大的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而夺去了侄子的皇位；夺位成功之后的明成祖朱棣，认识到既要通过中央集权来解决内患，又要通过强化藩镇而解决外患，于是他创造性提出了一个“两全之策”，即“天子守国门”。但后来的执行效果却是地方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实际上难以有效防止八旗军队的不断侵扰。

最后总结一下：面对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威胁，中国历代王朝似乎主要只是汲取了前朝覆灭的教训，以中央集权防止内忧，以地方分权防止外患；而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集权类似于U型管理，而分权类似于M型管理。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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