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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经济学 | 经济学,假装是科学!

提要
经济学的科学性取决于经济数据的可靠性;没有公开可靠的经济数据,经济学只是一门社会学科,而不是一门社会科学,或者只能“假装是科学”。
为了经济学以及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倡导数据公开,鼓励数据公开吧。

经济学在中国是一个奇葩的存在。
 
一方面,人们将经济学视为显学,也将其捧为社会科学的皇冠,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设有至高无上的诺贝尔奖。
 
但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又广为诟病,因为媒体上忙活着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经济学砖家”,“雷人雷语”,时有所见,时有耳闻。
 
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的一大特色就是缺乏共识。经济学家熟知的自我揶揄的笑话是,两个经济学家至少有三种观点。
 
既然经济学似乎很重要,又似乎很不靠谱,我们就很有必要讨论一下经济学的科学性,以及“经济学家”的可靠性,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可以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以及经济学家的可靠性。
 
讨论科学性,最好的起点无疑是卡尔·波普。他将科学进步看作一个不断地“猜想与反驳”的过程。
 
对于某种自然或者社会现象,研究者可以提出某种理论予以解释,然后再收集经验证据进一步检验理论的可靠性。现实中,上述过程通常是交叉进行的,人们既可以从理论构建到经验证据,也可以从经验证据到理论构建。
 
但无论如何,有两点值得强调:第一,任何科学的理论首先必须是逻辑自洽的。逻辑自洽的理论不一定对,但逻辑不自洽的理论肯定是不对的。第二,否具有科学性,关键判据则是看它是否可证伪。
 
逻辑自洽但不可证伪者,可以归入神学或者信仰的范畴。而根据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任何逻辑自洽的体系,必然存在一些命题,是既不能被证明的,也不能被证伪的。所以,科学并不排斥信仰,但这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话题。
 
波普关于科学性的定义是有破有立的。
 
所谓“破”,是他认为理论是无法“证实”的。即便我们一直都看到“天鹅是白的”,但这些证据依然不能证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因为明天就可能出现一直黑天鹅,这也就是所谓的休谟问题。
 
所谓“立”,则是他要建立如上所述的“证伪主义”:一旦发现一直黑天鹅,就可以证伪“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样一个理论。
 
波普的证伪主义实际上依赖于一个非常严格的假设,即必须存在可以用来证伪理论的“至善至真”证据。一旦这样的证据不存在,证伪主义也就无法成立了。
 
假设自然界或者人类社会存在某种先验的秩序或规律(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测,谁能证明或者证伪这一点?)。那么,所有我们所构建的理论或者观察到的自然或社会现象将具有这样的随机对应关系:越是逼近真理的理论,将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性证据;反过来,越是精确测度的经验证据将越能与越逼近真理的理论相契合。
 
作为研究者,我们实际上总是在用可对可错的理论去阐释可对可错的经验事实;或者反过来说,总是在用可对可错的经验证据去检验可对可错的理论命题。
 
既然如此,理论命题和经验证据之间就可能出现五种可能的组合:
 
正确的理论与正确的证据,自洽;
正确的理论与错误的证据,矛盾;
错误的理论与正确的证据,矛盾;
错误的理论与错误的证据,矛盾;
错误的理论与错误的证据,自洽。
 
所以,我们用经验证据去检验理论命题,将有可能犯两种意义上的错误:一种是“去真”错误,即否定了本来正确的理论命题;另一种则是“存误”错误,即接受了本来错误的理论命题。
 
证伪主义的假设是,经验证据是可靠的,因而只要理论与证据不自洽,就否定了理论。但很显然,证伪主义的可靠性,或者在卡尔·波普意义上,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将最终依赖于这门学科的经验证据的可靠性。
 
由此可以立即推论:自然科学的科学性高于经济学,而经济学的科学性又高于神学;或者套用罗素在《西方哲学史》对哲学的看法,经济学乃是介于科学与神学之间的一门学科。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现象,研究者可以做可控的重复试验;而这也意味着,如果某个人的实验结果,无法为他人重复,他所宣称的研究结论将不会被普遍认可。曾经沸沸扬扬的韩春雨基因编辑事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与之相比,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研究者无法做可控的重复试验,而更重要的是,人们作为被研究对象,可能会对研究结果(比如形成政策)做出反应,并且由于各种利益纠葛问题,数据的产生、收集乃至处理过程中都有可能存在有意无意的遗漏、扭曲乃至篡改。
 
很自然地,这种遗漏、扭曲乃至篡改的程度越大,经济学的科学性也将越低。犹如南橘北枳,即便同样一种经济学分析工具,在一个数据遗漏、扭曲乃至篡改程度越大的社会里,它的科学性也会越低。
 
现在,随着计算能力不断提高,微观大数据可获得性日益增加,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经验化”趋势,因为许多本来难以检验的理论命题,开始变得可以检验了。这客观上会让经济学变得更加科学化。
 
但给定数据已经客观存在,依然有一种重要的制度障碍,即数据的公开披露问题。非常普遍的情况是,虽然我们在杂志、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经验研究结论,但却无从检验这些结论是否可靠,因为这些结论背后的数据是不公开的。
 
这种数据的不公开性,会造成多方面的效率损失:
 
第一,浪费性的重复投资。不同的研究团队,针对类似的研究主题,必须不断地重复投资,去获得本质上相同的数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数据本来是花费公帑而得到的,但最终却被少数人据为私有,造成了不必要的数据垄断。
 
第二,或许更加严重的是,一旦数据不公开,基于这些数据所得结论的科学性将失去根基。经济学界之所有如此之多的“雷人雷语”,盖因如此。
 
通过数据保密策略,既然别人无法检验他的结论是否可靠,他就自然可以拍脑袋胡说八道,或者至少可以只是选择性地披露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窃以为,因为数据保密或者垄断而导致的决策不科学,乃是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也显而易见,即对于那些由公帑而得的、并不真正牵涉到国家机密的经济数据,予以公开披露,将其变成人人皆可获得和使用的公共品。
 
太阳一经出来,乌云自然散去。数据一旦公开,依靠数据操纵而误国误民的妖魔鬼怪自然也将无处藏身。
 
简言之,经济学的科学性取决于经济学数据的可靠性;没有公开可靠的经济数据,经济学只是一门社会学科,而不是一门社会科学,或者只能“假装是科学”。
 
一如人们所见,科学性越低的学科,不靠谱的砖家越多。没有了科学判据,专家遇到砖家,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实际上,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砖家因为敢于“危言耸听”,更能够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
 
这种逆选择的最终结果,必然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所以,为了经济学以及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倡导数据公开,鼓励数据公开吧。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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