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经济学 | 精准扶贫的大爱与陷阱-来谈经济-财新网

提要

让人人享受经济增长之福，这是精准扶贫的“大爱”，但若处理不好，扶贫却会导致贫困的持久化、顽固化、严重化。

而解决之道，则是让扶贫变成赋能，让扶贫变成对工作的奖励。

当下，国家有三大任务，即防风险，精准扶贫和污染防治。从根本上来说，这三个目标是一致的，不但要让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要让全体中国人都在此过程中具有充分的“获得感”。

但是，即便经济持续增长，要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获得感”却并非易事。因为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则是“优胜劣汰”，强者获胜，不免意味着弱者会因此而受损。

所以，让每个人都具有充分的获得感，关键在于那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人最终也有福利改善。“精准扶贫”的目标正在于此。

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叫“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并将其作为评价公共政策合理性的起点。

无知之幕下，任何人都没有了自己的个人特征，没有财富的多寡、地位的高低、性别的差异、民族的不同等等，而揭开无知之幕，每个人的身份则随机分配，“听天由命”，这叫作公平（fairness）。

身处无知之幕中，每个人评价政策的合理性时，就必然会关照处于社会最底层者的福利；因为他和任何其他人一样，都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最底层者。此所谓“最大最小化”（max-min），即尽可能做大最差者的福利。

关照社会最底层者的福利，即是约翰·罗尔斯强调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

不难发现，“精准扶贫”的本质正是“作为公平的正义”。这种抛弃个人特征而得到的公平正义，可谓大爱无疆；其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但基本原则确定之后，还必须考虑如何实施。任何目标，不论有多高尚，如果没有可实施性，实际上也无任何意义。精准扶贫，亦复如此。

精准扶贫，目标在于扶贫，而手段在于精准。有两个要点：一，准确找到最应该扶贫的对象；二，找到真正切实有效的方法，帮助他们脱贫。

与本文主题相对应，做到第一点，是为大爱无疆；但若做不到第二点，则会掉入扶贫陷阱。避免掉入扶贫陷阱，关键是了解扶贫背后的激励或者非对称信息问题。

首先遇到的激励问题是如何确定扶贫对象。很多人或许觉得精准确定扶贫对象不是问题，实则不然。任何时候，确定某种“资格”都必须有对应的标准；但标准设定和执行背后大有玄机。

不妨假设，如果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某个门槛值，则低于这个门槛值的个人就具备了扶贫资格。这似乎是“客观的”，但一旦这个标准设定出来，潜在扶贫对象们就有积极性隐藏他们的“类型”，或者向下扭曲谎报他们的收入水平，以便获得资格。此所谓“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

与之相关，扶贫款项发放往往会牵涉到腐败，因为基层操作人员实际上具有很大的自主量裁权。由此，有时候获得扶贫资格的人，并不是真正最需要扶贫的人。

如果这种问题很严重，扶贫不但不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反而有可能会降低他们的“幸福水平”。中国有句古话，“不患寡而患不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也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扶贫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也就是说，即便假设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都是公开信息，即不存在刚才所述的逆向选择问题，如果处理措施不当，扶贫也有可能适得其反：扶贫本来是为了消除贫困，但最终却会加剧贫困，不但让贫困变得更加顽固，而且脱贫者也会随时返贫。

何为处理不当？简言之，就是扶贫措施侵蚀了人们力争上游、追求幸福生活的自主性，让人们“安于贫困，乐于贫困，追求贫困”，即掉入“扶贫陷阱”。

比方说，一个村子里面有1000口人。最初，按照他们的能力大小，一年劳作下来，最终这些人所得净收入均匀分布在1000块到2000块上。

假设这些都是可以公开观察，而且可以被扶贫工作人员确证的。不妨划定一个门槛值1100块，让年收入低于这个门槛值的每个人，可以获得扶贫款1000块。

这时候，因为每个人的收入都是可观察和可验证的，扶贫工作人员就可以按照收入低于1100块的标准，很容易也很客观地确定那100个扶贫对象，因而“精准扶贫”的第一个要求是得到满足的。

但这时候，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出现了，本来净收入1101的人，日子过得要比1100块的人好，但在精准扶贫之后，结果却完全颠倒过来了。

1100块净收入的人，在拿到1000块的扶贫款之后，实际净收入变成了2100，成了村里面绝对的富人，而1101块的人，依然是原来的1101块。

不用多想，这会让所有那些没有拿到扶贫款的村民感到很受打击。自己辛苦劳作的结果，虽然提高了收入，但却也因此失去了获得扶贫款的资格。

那他们会怎么做？给定精准扶贫的门槛值是1100块，他们的最优策略就是不好好劳动，以便让自己的初始收入低于1100块，进而有获得扶贫款的资格。

当然了，本来收入就会低于1100的人，就更没有积极性努力工作，让自己的初始收入高于1100，进而失去扶贫资格了。

由此可见，如果精准扶贫被简单化为“送钱”，最终必然会导致上述的“扶贫陷阱”。因为这种“送钱”，实际上是对“贫困”的奖励。

正如老右派弥尔顿·弗里德曼所言，你为什么东西东西买单，你就得到什么东西。

如果扶贫变成了对贫困的奖励，最终得到贫困，那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前些天听到一个真实的例子。是说在某个偏远地区的学校，老师让学生写作文，题目是我的愿望。

结果有一个小女孩，写了一篇文章，希望她们家也成为所谓的“签约户”，即扶贫对象。因为时不时有领导来拜访邻家的“签约户”，给油给面还给钱。小孩子朴素的愿望，很能说明问题。

关键的问题，解决之道在哪里？

实际上，从激励角度来看，答案也很简单，就是“扶贫”措施不能破坏“单调性”条件，即不能让扶贫对象的福利水平高于非扶贫对象。

而从实践角度看，扶贫真的要达到脱贫的效果，就必须换个思路，将“扶贫”转化成“劳动奖励”。

还是考虑前面的例子。

在没有扶贫政策之前，每个人的实际福利，不能光看他的收入，还要看他的努力成本，即一个人真正的福利水平等于其个人收入减去其努力成本。

一旦这样思考问题，答案也就出来了。

除非那些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如老弱病残），其他人必须要支付足够大的努力成本才能获得扶贫款项，而且拿到扶贫款项的人，其“初始收入+扶贫款项-努力成本”而得到的净收益，不能高于那些没有获得扶贫款项的人

只有这样，那些本来收入高于门槛值的人，才不会有积极性降低自己的努力水平以争取成为扶贫对象。

这时候，或许你会好奇，那获得扶贫款的人，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好处不是短期的收入提高，而是他们的“人力资本”的提高，即在“过度劳动”的过程中，他们的生产技能提高了。因而在将来，即便取消了扶贫款，他们的收入水平也会恒久性地提高。

也就是说，扶贫要起到脱贫的作用，就必须具有“赋能”的功能，让扶贫对象具有了更高的人力资本，进而跳出贫困陷阱，而且不至于在扶贫措施取消之后迅速返贫。

这就牵涉到工作机会的重要性。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工作可以让人免于三种罪恶，即无聊，恶习和匮乏（Work saves a man from three great evils: boredom, vice, and need）。

按中国人的话说，则是工作可以避免无事生非，可以避免无业刁民；或者说，有工作就有收入，而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一旦认识到工作的重要性，就可以知道凯恩斯的伟大之处。即便让扶贫对象挖了沟再填上，貌似是做无用功，实则是避免了无聊、恶习和匮乏，也避免让人们为了获得“不劳而获”的扶贫款而掉入“扶贫陷阱”。

而一旦将扶贫与工作捆绑在一起，“精准”就更有可能免于腐败的侵蚀。毕竟，这时候，人们必须付出切实的努力，才能拿到扶贫的好处。

而扣除了努力成本，扶贫对象真正的好处在于他们人力资本的提高。人力资本与个人不可分割，无法进行人际交换，因而也就极大地压缩了设租、寻租的空间。

让人人享受经济增长之福，这是精准扶贫的“大爱”，但若处理不好，扶贫却会导致贫困的持久化、顽固化、严重化。而解决之道，则是让扶贫变成赋能，让扶贫变成对工作的奖励。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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