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经济学|“第二机器时代”的贸易冲突-来谈经济-财新网

提要

第二机器时代，智能机器人既是机器也是人，既是资本也是劳动，这种“双剑合璧”，将摧毁比较优势，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

最近，最霸屏的事情莫过于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和规模升级。今天沿袭上期文章，将从经济循环视角，对“第二机器时代”贸易冲突的实质和趋势做出理论分析。

本文所谓的“第二机器时代”，取自于Erik Brynjolfsson和Andrew McAfee的同名著作。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两位作者以平实活泼的日常语言，清晰深刻地阐释了信息化、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经济学研究表明，长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所推动的；而在所有的技术中，通用技术（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又是影响最为深远的。

蒸汽机是一种通用技术，它可以为各种生产过程提供更加充足和强大动力，也由此孕育和催生了工业革命。

很显然，信息技术以及由此所派生的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也是通用技术，因为任何生产和消费环节都可以通过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而提高生产率。

但必须明白，生产率提高并非全是福音，这将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有人从中受益，有人由此受损。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机器替代人工。

根据经典的贸易理论，不同国家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heel国际贸易。特别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备与比较优势。

由此，国际分工和贸易形成了如是循环：发达国家是研发部门，负责创新；发展中国是制造部门，负责生产；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发达国家利用技术所得收入，从发展中国家购买产品。

这无疑是一个美妙的经济循环，因为亚当·斯密告诉我们，国民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分工和由此而来生产率提高。

然而，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以及机器人的高度智能化，将会无情地打破这个美妙循环，让既有的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模式难以为继，甚至让典型国家有回到“大国孤民”的强烈动机。

问题的本源是智能机器人在功能属性和收益属性上的二元背离。一方面，它是“机器”，因而它的成本由利率决定，而收益则归于资本家；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人”，因为它从功能上可以在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对人构成替代。

通常认为，人工智能首先会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原因是低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工作比较简单、标准化，因而不需要机器人又太高的智能化程度就可以实现任务替代。

那么，面对“机器替代人工”的威胁，正在从事“复杂劳动”的人真的就高枕无忧了吗？并非如此！的确，制造能够替代复杂劳动的机器人成本更高，但同时也必须明白，从企业角度看，因为复杂劳动者工资更高，机器替代所产生的经济收益也会更高。

所以，真正决定机器替代人工路径的因素乃是技术替代的成本收益率，即技术替代收益与基础是替代成本的比值。

任何时点，这个比值越大的工作或者任务，越有可能被机器替代；与之对应，本来从事工作或者人物的劳动者，也将不可避免地加入机器替代人工而造成的失业大军。

进一步，如果摩尔定律继续有效，那么，大数据、计算力以及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都会呈现指数型加速趋势，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和劳动者，将会被机器人越来越快地替代。

机器人一旦实现了对人的大规模替代，国际贸易的理论和实践必将随之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首先在生产端，机器人既是机器又是人，既是资本又是劳动，这种“双剑合璧”意味着，传统意义上基于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国家间比较优势将不复存在。现在，劳动无法像资本一样跨国界自由流动，因而不同国家的资本-劳动比有显著差异，有些国家是资本密集型的，有些国家是劳动密集型的。

但在第二机器时代，智能机器人作为资本可以跨国界流动，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劳动的同步跨国界流动。

由此，按照资本流动的无套利原则，传统意义上国家之间基于资本-劳动比差异的比较优势将不复存在，跨国分工提高生产率的微观机制也将不复存在，而只有综合性能最高的智能机器人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

进一步，随着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智能机器人具有无限的复制性，劳动力短缺不再成为扩大再生产的制约因素，一个国家就可以完成整个世界所需要的生产活动。

随着“生产力极大丰富”，需求端将成为生产的终极制约因素，而生产的收益分配和价值实现将成为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在传统的经济循环中，生产的进行与消费的分配是同时决定的。特别地，企业雇佣工人，工人拿到工资，生产进行的同时，工人也获得了购买产品的权利。

但在第二机器时代，生产的决定与消费的决定开始分离。

虽然机器人在功能上替代了人的工作，但它在分配上却保留了资本的属性，机器人所产生的价值，属于资本所有者。

由此，一旦那些在生产中已经被机器人替代的人并不是资本所有者，他们在工作被替代的同时，也就一并失去了对产品的索取权利。

如此一来，从生产到消费，从消费到生产的循环将难以为继。

这正是马克思所刻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可不调和的矛盾。

对此，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共产主义，即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也即机器人所产生的收益归全民所有所享。

唯有如此，从生产到消费，进而由消费到生产的循环才能正常进行。这时候，智能机器人展现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特性，而人类也将真的步入社会大同。

很难猜测这个“奇点状态”何时到来，但可以肯定的是，通向这个大同社会的道路荆棘满布。其中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

如前所述，现有的国际贸易秩序是建立在比较优势之上的；由此即可推论，一旦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不再，建立之上的国际贸易秩序大厦也将随之坍塌，或者至少彻底重构。

首先，随着智能机器人的普及，以及机器人的日益智能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失去资本密集型的特征，因而从生产效率的角度看，它们对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的依赖度会越来越低。

所以，资本乃至制造业向美国回流，其背后的根本推力，并非川普的奇思妙想和倒行逆施，而是摩尔定律；由摩尔定律，大数据、计算力、人工智能都将呈现可怕的指数型增长。

或许正因如此，川普可以对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任何批评嗤之以鼻；或许他认为，真理在少数人手中，即便这些人被大众贴上了疯子的标签。

第二，知识产权将变得极其重要。智能机器人的背后的是技术进步。这样，在机器替代人工的进程中，谁会获益？当然是那些机器人的所有者，或者说知识产权所有者。

在现有的格局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及那些具有超强研发能力的跨国公司，无疑是最大的所有者，他们也必然更加有积极性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掌握了智能机器人，以及智能机器人的知识产权，他们将以两种相互关联的方式来最大化他们的收益：

其一，当然就是“机器替代人工”，在生产过程中替代发展中国家以及普通劳动者，进而将本来属于他们的劳动所得变成自己的资本所得。

其二，手握智能机器人却引而不发，让“机器替代人工”变成一个“合法伤害权”，并据此来“勒索”发展中国家和普通劳动者。逻辑很简单，如果不给我更大的利益份额，我就用机器人来替代你们！结果依然是“资本侵蚀劳动”。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战将成为常态。

如前所述，一旦生产能力可以无限拓展，谁占有需求，谁才能获得生产的价值实现。没有了比较优势的基础，国际贸易不再是双赢博弈，而会变成赤裸裸的零和博弈。

每个国家都想通过出口而实现生产价值，却不希望将自己的需求让渡给其他国家，贸易保护将成为“囚徒困境”式的纳什均衡，而世界也将陷入到“大国寡民”的分割状态，直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全世界范围之内的社会大同。

第四，研发竞争成为国家之间的核心竞争。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发达国家具有技术优势，发展中国家具有成本优势，但这显然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结论。

如前所述，在第二机器时代，比较优势将被绝对优势所取代，只有综合性能最高的智能机器人才能在竞争中存活下来，而这一切又取决于谁能具有更强的创新优势。

不难理解，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研发投资，教育投资将变得极其重要。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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