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经济学 | 政策对谁最有效？-来谈经济-财新网

提要

本期文章，以计划生育政策和个人所得税为例，讨论政策有效性。结论很简单，以财富水平看，政策有效性呈现显著的倒U型，即对中间阶层最有效。

今天探讨政策有效性。核心观点是，若以财富水平看，则政策有效性呈现明显的倒U型。下面，将以两个例子阐释之。

第一个例子是计划生育政策。

或许很多人还记得《超生游击队》。这是1990年春晚，宋丹丹和黄宏主演的著名小品。说的是一对农村夫妇，一心要想要个男孩，但可气肚子不争气，尽生女孩。于是乎，他们离乡背井，打一枪换个地方；东西南北中，一路跑，一路生，依次见证了“海南岛”、“吐鲁番”、“少林寺”和“北戴河”。

《超生游击队》非常符合当时的主旋律，宋丹丹和黄宏的表演，诙谐风趣，令人忍俊不禁，春风化雨般说明“超生”毁掉了两人曾经拥有的、“恩恩爱爱欢欢笑笑比翼双飞男才女貌”的、“白天你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到了晚上一吹灯你就给我讲故事”的幸福生活。

面对这种失落，两口子也没有少拌嘴，但为生个男孩，他们毅然放弃了那种“看起来很美的”生活。

根据“显示性偏好”，选择反映偏好，说明他们以前的生活只是“看起来很美”，实际上却并非真的很美和难以割舍。

经济学讲成本收益，规避计划生育政策，需要放常规生活，接受非常规生活。

非常规生活与常规生活的落差越小，人们将越有积极性规避计划生育政策，进而成为小品所刻画的“超生游击队”。

反过来，非常规生活与常规生活的落差越大，人们越不愿意违反计划生育，进而成为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宝贝的好家庭。

第二个故事则与张艺谋有关。张艺谋大名鼎鼎，是第五代导演的翘楚，其执导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北京奥运的宏大场景，都令人记忆犹新。

不过，现在我要讨论的，不是这些，而是“张艺谋超生事件”。查询百度百科，根据对应的词条，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2013年5月，著名导演张艺谋涉嫌“超生”一事被媒体热炒，在多报道中称，张艺谋与无锡女子陈婷在当地生有3名子女。

这显然违反了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小孩的基本国策。或许是迫于舆论压力，或许是觉得天上掉馅饼，无锡计生部门即刻行动。

最终，2014年1月9日，无锡市滨湖区计生局向陈婷、张艺谋发送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决定书认定：陈婷、张艺谋非婚生育三个子女，违反了中国计划生育法，依法对陈婷、张艺谋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共计7487854元。张艺谋夫妇须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

这件事情如何看待，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却是实锤：因为有钱，张艺谋“夫妇”实际上通过交付罚款而规避了计划生育政策。

综合起来，计划生育政策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但实际效果却因人而异，而以家庭财富的视角观之，则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

很穷者可以通过“东躲西藏”而规避政策，很富者可以通过“交社会抚养费”而规避政策。

相比而言，最老老实遵守政策的，则是千千万万的工薪家庭。一方面，他们害怕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丢掉看起来体面的正式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足够的金钱，来支付不菲的社会抚养费。

第二个例子是个人所得税。

对任何国家，税收都至关重要。没有税收，国家就难以维持。但除此之外，税收还有其他功能，比如调节贫富差距。

市场运行讲求“效率”，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拿到相应的回报，这被称为初次分配。但是，初次分配往往是很不公平的，会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这时候，国家就会通过征税进行二次分配，以维护社会公平，这是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初衷。

不妨假设，个人所得税对每个人都以收入水平为基，先按比例征收，然后再对所有人平均分配。

容易理解，这样做，富人交的多，拿得少，而穷人交的少，拿得多，故最终会促进社会公平。

实际上，几乎在所有国家，个人所得税都是如此累进的：收入水平低于某个门槛，免征；然后，每超过一个收入层次，税率依次上台阶。

个人所得税制度，看起来很促进公平，但实际效果又会如何呢？

首先，如果个人收入低于免征额，不交所得税，这容易理解，不会有太大问题。

然后，随着个人收入超过免征额，人们开始按税率交税，并按规定及时报税，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每年都经历的事情。

但是，一旦个人收入很高，情况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这时候“合理避税”（偷税漏税）就会成为有利可图的现实选项。

最近，一个火爆的事件对此作了鲜活的注解。这个事件就是崔永元怒怼《手机2》剧组。

这个事件缘起于数年前。那时候，崔永元刚刚从《实话实话》离职，接替者是美女何晶。

那时候，崔永元与冯小刚、刘震云还是朋友，很交心地聊了很多私房话。结果冯小刚和刘震云整出一个《手机》，里面的主人公叫严守一，是著名节目《有一说一》的主持人，与美女伍月出轨，但最终又被伍月替代。

《手机》票房大丰收，但严守一的经历看起来太像崔永元了。于是，许多人似乎有就有理由推断，崔永元出轨何晶，这让他们，以及两个家庭遭受巨大痛苦。据说，之后刘震云多次向崔永元道歉并得到谅解，但条件是下不为例。

当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任何“下不为例”都不可靠。《手机2》闪亮开拍。崔永元怒不可遏，开始怒怼“渣滓”冯小刚和刘震云。但是，最劲爆、也与本文主题最相关的，却是《手机2》主演的天价“阴阳合同”。

何为阴阳合同？就是明面上是一个1000万的小合同，这不怕曝光，大概是用来交税的，但同时，抽屉里还有一个5000万大合同，见不得光。

再后来，老崔更是爆料，有对夫妇，其阴阳合同涉及金额居然达到7.5亿，远超常人想像。

说老实话，因为“贵圈很乱”，也很神秘莫测，真不知道其中几分真假。

但“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权以这个例子来说明，一旦个人财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就有积极性通过各种手段来合理避税，乃至非法逃税。

为何必须收入足够高？因为合理避税和非法逃税都是个技术活，需要雇佣专业人士乃至团队；收入太低，这样做头比身子重，完全划不来。

所以，考虑到低端有所得税免征，高端有合理避税或非法逃税，名义上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实际效果就会变成只有中产阶层才老老实实依法纳税。也正因如此，有人说个人所得税，名为所得税，实际上是工资税。

《道德经》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从道家理念看，天地没有仁与不仁的观念，故在天地眼中，众生平等，万物无别。但是，政策制定者，即便有天地之心，也须认识到政策效果因人而异。

众所周知，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对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但现实情况却是，从财富角度看，政策有效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即对中产阶层最为有效。兹事体大，政策制定者不可不察焉。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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