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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合作研究牵涉到分工与协调。合作者技能差异太小,合作将缺乏知识多样性和“思想碰撞”的火花;技能差异太大,合作者将缺乏共同语言,鸡同鸭讲,沟通成本太高。所以,合作研究也需遵循“中庸之道”、“和而不同”乃是最佳选择。
 
不管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合作研究都日益普遍。以EconLit所收录期刊为例,1970年代合作论文的比例仅为24.7%,本世纪初约为52%,而到2011年则增加至62.7%。这种发展趋势自然催生了关于学术合作的诸多研究。
 
为么要合作研究?人们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解释。
 
首先,学术研究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日益加深。许多研究项目,尤其是在交叉领域,往往都牵涉到多种研究技能,客观上要求掌握不同技能的研究者必须合作才能完成。
 
其次,合作变得更加容易了。与以前相比,现在不但学术界“从业人数”大幅增加,而且交通、电信以及即时通讯技术也飞速发展,这使每个学者都能更容易找到合作者。
 
第三,合作研究有助于分散发表风险。研究者要在学界获得好的发展,通常都需要多发论文,尤其是多发高质量论文。但现实情况是,高档次杂志不但审稿周期很长,发表过程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类似于“资产组合”投资,多人合作,共同署名能够“东边不亮西边亮”,有效降低发表风险。
 
合作研究对科研质量有何影响?
 
既有研究发现,在天文学领域,论文作者人数与论文初稿被期刊接受并发表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并推测在其他学科领域,尤其是需要大规模使用复杂实验仪器的学科领域,也会存在类似的效应。
 
在癌症研究领域,论文作者人数越多,其引用量或学术影响力也越大。
 
也有人以政治经济学杂志(JPE)上的投稿作为样本,发现合著论文原稿与独著原稿相比,被期刊接受的概率高出23%。
 
合作促进效率,这就是斯密《国富论》的基本结论;但正如斯密本人指出的,既然分工能提高效率,则必然有某些因素制约分工深度,否则分工将无限深化,而生产率也将无限提高,而这是不可能的。
 
斯密的洞见是,分工深度受制于市场范围。的确,在一个古代的偏远山村中,一个人可能既是农夫,又是铁匠;原因是,市场范围太小,某个人专业化于打铁,生产出来东西就卖不掉,因而无法通过交换而养家糊口。
 
但在一个现代化大城市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专门化的职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因为市场足够大,每个人只要做好专业,然后就可以交换满足自己的多样性需求。
 
同样的道理,既然合作研究对学术成果(数量或者质量)有促进作用,那也必然存在合作研究的某些制约因素,否则所有的科研活动都会以合作项目的形式存在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加里·贝克尔和凯文·墨菲的分析,除了市场范围,协调成本是分工的另一个关键制约因素。
 
合作研究牵涉到多人之间的分工协作,由此不难推理,合作者技能差异增加对研究质量必然是有利有弊的,好处是增加了团队的知识多样性,进而会提高研究质量,坏处则是提高了团队成员之间的协调成本(比如难以获得共识,沟通更加困难),进而会降低研究质量。
 
最终的结果是,合作研究也需要遵循“中庸之道”,“和而不同”方为妙。合作者的知识禀赋和“技能工具箱”既不能完全雷同,否则就难以产生思想碰撞的火花;但同时,差异又不能太大,否则沟通就会缺乏共同语言,“鸡同鸭讲”,何以合作?
 
根据卡尔·波普,科学分析的本质在于猜想与反驳。根据上述分析,我们的理论“猜想”是,研究质量是合作者技能差异的倒U型,即随着技能差异度增加,研究质量先增后减,而且存在一个“最优”的技能差异度。
 
然后,我们以十二本高档次中文经济学期刊的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具体技术细节可参见学术论文),令人惊奇的是,对应于论文质量以及合作者技能差异度的各种度量方式(36种组合),上述倒U型都极其稳健和显著存在。“中庸之道”,“和而不同”方为妙,古之人不余欺也。
 
进一步,与“最优值”相比,技能差异度的实际值更小,而这就明确地表明,中国经济学领域合作研究的“跨界性”和“交叉性”总体上是不足的。
 
与我们研究的结论相一致,中国已经出台了一些旨在推动跨学科研究的政策和指导意见。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指出,要“加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特别是交叉学科的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也强调“要积极扶持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使之成为哲学社会科学新的生长点”。
 
但《中国社会科学报》的相关报道却表明,“许多交叉学科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境地”,而主要原因则是学科归属不明、合作者难以很好分享成果等问题。
 
鉴于此,我们认为国家需要在科研考核体制上进行改革,以推动合作研究,尤其是跨界研究。
 
第一,改变“第一作者通吃”的科研考核体系,增强学者之间进行合作研究的积极性。以本文的样本来看,即便到2017年,仍然有近20%的独立作者论文,而既有研究表明,合作研究会显著提高论文的研究质量。
 
第二,整体上提高各个学科的学术水平,逐步打破学术评估中普遍存在的“学科偏见”和领域壁垒,进而增强不同领域学者之间进行跨界合作研究的积极性。
 
本文取自于我们即将在《经济学季刊》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质量与合作者技能差异的倒U型关系:理论和基于12本中国经济学期刊的经验证据》(寇宗来、韩明赫、戴嘉鑫)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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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宗来

寇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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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创新与知识产权、互联网、公司金融等方面研究。 “经济学家不能光做严肃的学术研究,还要普及好的经济学。” 《五分钟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更多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来谈经济(ID:FIN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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