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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经济学| 网约车真的更不安全吗?

提要
滴滴司机残害空姐案,引起社会对网约车安全性的普遍担忧。
 
本文说明,社会认知往往会高估极端事情的发生概率,因而切不可将提高网约车安全变成限制网约车发展。比之于司机伤害乘客人身安全,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行车安全问题是疲劳驾驶。
 
今天的文章讨论网约车的安全性问题。但作为开始,先讨论大众认知偏差。
 
约瑟夫·斯大林曾说:人死一个是悲剧,人死上万则只是数字。这句话听起来很残酷,却饱含哲理,刻画了人们对社会事件可能具有的巨大认知偏差。
 
或许很多人都知道一张照片,名为“饿毙的苏丹” (The Starving Sudan)。照片中,有一个苏丹女童,跪倒在地,即将饿毙;其身后不远处,站着一个虎视眈眈的兀鹰,等着大快朵颐。
这张照片极其震撼人心,一经《纽约时报》刊登,即刻传遍全球。摄影师凯文·卡特因此获得一九九四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新闻界至高荣誉),而更加重要的是,这张照片让全世界目光聚焦于苏丹饥荒,开始了大规模人道主义援助。
 
关注苏丹饥荒,援助苏丹饥民,怎么称赞都不为过。但同样是一九九四年,同样是在非洲大陆,更加骇人听闻和惨绝人寰的事情正在发生,那就是卢旺达种族大屠杀(Rwandan Genocide)。
 
1994年4月7日至1994年6月中旬期间,卢旺达发生内战,胡图族对图西族进行了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共造成80-100万人死亡,死亡人数占当时世界总人口1/5000以上。
 
比之苏丹饥荒,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更加血腥、更加残酷,但受世人关注的程度,却远远不及。这就是媒体的力量,以及由此而来的大众认知偏差。正可谓一张照片胜过百万数字!
 
之所以会出现明显的大众认知偏差,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传播具有显著的“有偏性”。很多时候,新闻“卖点”与事情本身的重要性或者事件的关键点并不完全相同。
 
结果有两个:首先,人们会将一些极具新闻卖点的极端事件,误认为常规事件,严重高估极端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概率;紧接着,迫于这种有偏的大众认知,决策部门出台的应对措施,也会偏离基于客观概率的“最优方案”。
 
现在回到今天的主题,即网约车的安全性问题。明眼人一定清楚,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起因是郑州空姐遇害案。根据百度百科,惨案大致过程如下:
 
2018年5月5日晚上,空姐李某在执行完郑州-连云港-郑州-绵阳-郑州的航班后,在郑州航空港区通过滴滴叫了一辆车赶往市里,结果惨遭司机杀害。
 
2018年5月8日,警方告知家属李明珠的遗体被找到,身中多刀。2018年5月10日,滴滴公司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线索,寻找一位名为刘振华的顺风车司机。 2018年5月12日凌晨4时30分许,经多方努力、全力搜寻,警方在郑州市西三环附近一河渠内打捞出一具尸体。警方已对打捞出的尸体DNA样本完成鉴定,可以确认,此次打捞出的尸体确系杀害空姐的犯罪嫌疑人刘振华。
 
此案中滴滴司机对空姐先奸后杀,作案手段极其恶劣;而之后滴滴“百万悬赏寻找肇事司机”的应对措施也颇具争议。所以,此极端事件一经报道,就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上持续发酵,犹如链式反应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广泛传播,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一方面,人们对司机和滴滴口诛笔伐,另一方面也对网约车安全性产生了深深担忧。尤其是年轻貌美的女性乘客,更是担心成为网约车色狼司机的犯罪对象;而为了防止被色狼盯上,许多美女赶紧将打车软件上的头像改为五大三粗的大老爷们。也有人建议,女性朋友最好不要夜间出行,而一定要出行的话,最好在线下扬招,因为他们认为传统出租车要更加安全一些。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开始了大规模网约车专项整治,目的就是要提高网约车安全性。比如,据《南方日报》消息,5月16日,广州在市内多个客运站周边开展网约车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当日查处网约车违章24宗,其中无证网约车13宗、有证网约车违章11宗。
 
此外,广州要求各平台企业还应做好驾驶员注册和人车对应管理工作,确保线上线下提供的车辆和驾驶员一致,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运营扰乱正常市场秩序,并在保证乘客安全、接受管理、加强车辆及驾驶员监管等方面作出书面承诺。
 
这些整治措施,集中反映了人们对网约车安全性担忧的原因。与传统出租车相比,这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网约车司机的审核比较松,甚至让一些有犯罪前科的坏分子混进了司机队伍;第二,网约车司机往往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运营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政府部门出台整治措施,提高网约车“安全性”,本心良善,尤其可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值得称赞。但有待讨论的问题是,网约车真的更加不安全吗?进一步,舆情压力下出台的安全整治措施,是否忽略了一些更加重要的安全问题?
 
如果司机是理性的,那么,他是否犯罪,将是成本收益权衡之后的结果;也就是说,只有预期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他才会实施犯罪。司机针对乘客犯罪,收益不外乎劫财劫色,而成本则在取决于犯罪事件的侦破概率,以及随之而来的处罚力度。
 
由是观之,与传统出租车相比,网约车安全性不会更低,甚至更高。为何?因为网约车交易特性,整个交易过程和行车路线都有明确记录;然后,再辅之以无所不在的摄像头,网约车司机要犯罪而逃脱处罚,极其困难。所以,只要网约车司机是理性的,对乘客进行犯罪都不是最优选择。
 
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滴滴司机残杀空姐案,本质上是一个与变态司机相关的极端事件;尽管事件极其恶劣,社会反响极其强烈,却没有普遍意义。
 
实际上,在没有网约车之前,司机针对乘客犯罪,以及乘客针对司机犯罪,都屡有耳闻。再推而广之,其他的极端事件,诸如之前备受关注的白银市连环杀人案,也都是极少数心理变态者实施的犯罪行为;尽管极其恶劣,反响极其巨大,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普遍意义。
 
迄今为止,上海还有一些红颜色出租车。据了解,这些出租车司机很多都是早年有前科,当时因为难以找到正规工作,政府就给他们发放了一批出租车牌照来解决就业问题。
 
有趣的是,笔者在上海生活这么长时间,几乎没有听到证据,说这些红色出租车在犯罪方面有异于其他颜色出租车。即便有前科的人,只要是理性的,是否犯罪,也会进行理性权衡。能够安居乐业,不犯罪将是他们的理性选择,这与其他人并无二致。
 
根据罪与罚的经济分析,法律的作用在于惩前毖后。惩前,就是惩罚当下的犯罪者;毖后,就是威慑潜在的犯罪者。在很多情况下,惩前虽然会让恶有恶报,但对受害者本身却于事无补,因而其更重要的功能在于毖后,即通过威慑作用而化犯罪于无形。必须承认,罪与罚的经济分析有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即人们是理性的。但话说回来,面对非理性的犯罪者,绝大多数措施都无济于事。
正如本文开始的例子所阐释的道理一样,空姐案让社会对网约车乃至出行安全的关注点集中在防止凶杀犯罪上面,却忽视了另外一种更加重要的行车安全,即车祸。
 
如果说凶杀案只是一个极端事件,虽然广受关注,却很少发生;那么,车祸则具有普遍意义,虽然新闻价值不大,却时常发生,对乘客的生命安全影响很大。进一步,车祸实际上也是小概率事件;所以,除了行车安全,乘客们日常生活中更加关注打车的成本高低。
 
这样,一些更加重要的普遍问题是,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哪一种行车更加安全?哪一种又对广大乘客更加便宜?
 
众所周知,恶劣天气、车技不灵、酒驾醉驾和疲劳驾驶是导致车祸的主要原因。恶劣天气没有太多可以言说的,下面主要讨论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在后三种因素上的优劣:
 
第一,术业有专攻,熟能生巧,由于很多网约车不是专职司机,故在车技方面,传统出租车赢得一分;
 
第二,司机酒驾醉驾,乘客自可分辨,两者不相伯仲,打成平局。
 
第三,传统出租车,司机受雇于出租车,需要交不菲的“份子钱”,每天开车,只有到疲劳驾驶阶段,才是真正给自己挣钱。以上海为例,典型情况是两个出租车司机共同运营一辆出租车,做一休一。做一,意味着出租车司机需要连续驾驶近二十个小时。给定份子钱不菲,司机只有驾车十几个小时之后,才开始给自己挣钱。为了多挣点养家糊口,疲劳驾驶是迫不得已的理性选择。
 
相比而言,按照网约车收费规则,只有接单才需要向平台交费;或者说,不像传统出租车司机每天一睁眼,不管出车不出车就需要交份子钱,而网约车司机则是不接单就不交钱,因而没有疲劳驾驶的“刚性需求”。由是观之,就疲劳驾驶而言,网约车扳回一局。
 
以上三点综合来看,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各胜一局,战平一局,因而总体上基本战成平局,并不存在网约车更不安全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考虑许多网约车司机车技也会与日俱增,或者本身就是专业司机,那么,更加准确的比较结果将是,网约车更加安全!
 
分析了这么多,我们的结论就很显然了。政府部门在整顿网约车市场时,切不可因为空姐被害这种极端事件而高估了网约车的危险性,进而将提高网约车安全性变成限制网约车发展。
 
互联网时代,共享已经成为时代精神。互联网拼车、顺风车、专车,既可以提高交通效率,又可以解决人们的多样性需求,又可以减少环境污染;即便暂时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切不可因噎废食,宜疏不宜堵。
 
至于“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运营扰乱正常市场秩序”,实际上很难界定。关键在于到底何为“低于成本”?很显然,出租车公司向出租车司机征收的份子钱越高,这个“成本”也就越高。
 
所以,要让网约车“不得低于成本”,办法将有两个:一是让网约车提高价格,二是降低传统出租车公司的份子钱。哪一种更加合理,或许就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了。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五分钟经济学》,让经济学走出象牙塔,放下高冷面纱,融入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每天五分钟,您或许能得到一点点意想不到的经济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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