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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经济学”之三九:高考制度改革,退一步海阔天空

提要
 
上海和浙江的高考试点改革表明,3+3方案提高了学生的自主选择,值得肯定;但以“相对绩效评估”为特征的标准分方案,则导致了严重的逆向选择,让高考变成了一种充满博弈的“竞次竞争”。
 
古语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在保留3+3基本方案不变的前提下,摈弃标准分,回归绝对分,乃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好方法。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要在2020年前后形成中国特色的招生考试制度。
 
总体来说,高考制度之所以要改革,是要改变“一考定终身”,让每个考生有更多考试机会;摈弃不合理的“文理分科”,让考试有更多的选择权,充分张扬每个考生的个人特质。
此后,各省市陆续出台了高考的改革方案,详情见下图:
 
 
高考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举世瞩目。由此,教育部在推进高考改革方面是持谨慎态度的,以浙江和上海作为本轮高考制度改革试点,摸石头过河,希望能够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然后再逐次推广到全国各地。所以,上海和浙江试点的经验教训,值得仔细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不管上海还是浙江,试点方案基本上可以概括为3+3:
 
首先,语文、数学和英语对每位考生是都是必考科目;其次,每个考生再根据自己的兴趣,在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和政治中选择另外三门科目;最后,将这六门课程的成绩加总得到考生总分。
 
以上海为例,2017年起,高考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学生自主选择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满分660分。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150分,3门等级性考试科目每门满分70分。
 
原有高考方案实行的“文理分科”,每个考生首先需要选择学文科还是学理科,学文科,则考试内容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和地理;学理科,则考试内容是语文、学术、英语、政治、物理、化学和生物。
 
很显然,在新的改革方案下,考生的“选择自由”增加了,除了三门必考科目,每个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优势选择另外的三科科目,不再受死板的文理分科限制。比方说,一个学生可以选择物理、化学和地理,而这在原有方案下是不可能的。
 
有利必有弊。学生选择自由度增加是个好事情,但却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如何对不同科目的分数进行人际比较,毕竟高考录取最终还是要按照分数高低进行的。
 
这个问题,说简单点,就是物理成绩的一分与政治考试的一分是不是等价的?如果不等价,又该如何折算?通常认为,不同科目成绩的“含金量”可能是有差异的。
 
上海和浙江改革试点,对这种跨科目分数比较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标准分”,即将参加每门课程考试的所有学生,按照分数从高到低依次排序,然后对于位于不同位次的学生赋予不同的分数。
 
以上海为例,等级考试科目,按等级积分,分为5等11级(A+,A,B+,B,B-,C+,C,C -,D+,D,E),最高等级70分,最低等级40分,相邻等级之间差3分,计入高考总分。
 
这种做法背后的基本假设是,参加每门等级考试科目的所有学生,在能力分布上是相同的,因而绝对分数的差异,完全是来自于科目之间的差异;这样,虽然两个学生参加了不同科目的考试,但如果他们在各科目中的相对位次是相同的,那么,他们的能力也应该是相同的。
 
举例来说,一个学生参加了物理考试,考了95分(百分制),应该说是非常牛的学生了,但在所有学生中位于最后一个等级(其他学生更牛),所以,按照标准分,他最终的物理成绩是40分;反过来,另一个学生政治考试,考了80分(百分制),当然也是很牛的学生了,而更加牛的是,这个成绩在所有参加政治科目考试的学术中,位居第一等级,那么,这个学生最终计入总分的成绩将是70分(满分)。
 
不可否认,标准分的想法在逻辑上是具有合理性的,但众所周知,逻辑合理的方案,不一定真的合理,关键是要看这种方案的假设是否成立。再貌似合理的方案,一旦假设错了,结果也就错了。事实证明,标准分的方案正是一个建立在错误假设上的美妙方案。这背后起关键作用的,是考生之间的博弈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
 
以绝对分数计分 ,每个学生的最终成绩只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和临场发挥,与他人无关。但在标准分下,学生之间却充满了博弈,某个学生的最终成绩,不但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和临场发挥,还要取决于他/她伊到底是在和谁竞争,因为标准分是一种“相对绩效竞争”。
 
所以,在标准分制度下,某个学术要获得好成绩,简单说来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提高自己的绝对成绩,这不用太多的解释。另外一种是“降低”对手的绝对成绩。虽然任何学生无法真的“降低”竞争者的绝对成绩,但如果他/她能够与那些能力相对较差的学术选择相同的科目,事实上就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毕竟,竞争者能力越弱,他/她将越有可能获得相对更好的名次。
 
由此可见,标准分方案下的“相对绩效竞争”,必然会演变成为学生之间的“竞次竞争”,由此又会引发严重的“逆向选择”,导致高考的选拔机制失去意义。以上海和浙江的实际情况进行说明。
 
根据笔者的访谈和网上的报道,普遍认为物理是一门比较难的科目,是最拼智商的。
 
这样,对于某个物理不太专长的学生而言,选择物理,他/她就会在标准化计分体制下变成“分母”,因为在所有参加物理考试的学生中,他/她的排名必然居于靠后的档次,因而只能得到一个很低的标准分。
 
预期到这个结果,他/她就不会选择物理,而是去选择主要拼背功的科目,比如政治、历史等。
 
但是,一旦这些“差生”逃离了物理,那些本来在物理科目居于中等水平的学生也会跟着逃离物理;因为一旦没有“差生”,他们和那些物理特别牛的学生相比,也就变成“差生”了。
 
同样的道理,一旦本来物理具有中等水平的学生的逃离物理,那些本来物理具有中上、乃至很好水平的学生,也都会依次逃离物理,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将没有人选择物理。
 
这个机制,就是诺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所谓的柠檬市场(Lemmon’s market),或者逆向选择,或者“劣币驱逐良币”,不同的称谓而已。
 
没人选择物理,或许是政策制定者始料不及的。作为补救措施,浙江省出台了附加政策,核心思想是为物理科目设定一个保底的“分母”值,比方说10000人。也就是说,如果实际报考物理的学生超过10000人,比如说15000人,就以15000作为标准分计算分母;但如果实际报考物理的学生很少,比如说只有500个,就以10000人作为标准分计算分母。
 
这种补救措施乍一看有道理,但如何具体落实却依然问题多多。比如说,实际报考人数只有500人,那么,这500人又如何算分数呢?我猜想,这种补救措施的思路是,假设A+档占比1.5%,则以10000人的“虚拟分母”,就会有150个A+,然后依次类推。但很显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标准分的计分方法。
 
进一步,给定物理学比较难,而某个学生交了白卷,按照标准分的计算,也至少会得到40分,这不也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吗?
 
再进一步,政策制定者凭什么认为,参加任何一门科目考试的学生的能力,如他们所假设的那样,是按名次“均匀分布”呢?换句话说,那些绝对分数很近对相对名次差别很大的学生,真的在能力上有很大差异吗?
 
最近,美国对华贸易战上升为技术战,美国对中兴通行的严厉处罚,国产芯片的制造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
 
芯片制造的核心技术,不可能指望外国人转让给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力更生,而这最终的落脚点必然是人才。对于芯片技术人才来说,物理学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说是最为核心的。
 
核心技术的突破,需要有顶尖的专业人才;而顶尖的专业人才,必然是在众多的后备人才中逐渐选拔出来的。虽说“三岁看老”,但读书和任教这么多年,深知人才培养和发现,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些考试成绩中等的学生,往往在科研方面却具有非凡的天赋。
 
所以,任何学科,离开了雄厚的“群众基础”,要获得长足发展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中国足球之所以踢不好,根本原因是本来就没有多少小孩子踢足球;没人踢足球,如何期待有才华横溢的球星呢?同样地,在标准分计分的高考制度下,“废了物理学,搞好中国芯”,真的是其谬也哉!
 
那么,如何看待标准分方案背后的逆向选择问题呢?
 
一种办法是坚决肯定“标准分”方案,继续出台一系列的补救措施;但正如上面分析的,要维护一个错误的方案,必须出台更多的补救方案;补救方案越多,规则越复杂,广大的师生越无以适从。
 
本来老师和学生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而现在却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学习新规则,去考虑如何与其他人进行博弈。无论如何,这与教育的两大功能,即提高人力资本和强化筛选,都是背道而驰的。
 
另外一种办法则很简单,放弃标准分,直接计算绝对分。诚然计算绝对分牵涉到不同科目之间的比较问题;但实际上,考虑到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如果某个学生认为物理比历史能够获得更高的绝对分数,那么,他就可以放弃历史而选择物理。
 
所以说,3+3的方案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让不同专长的学生更有可能发挥自己的专长。但真理与谬误只差一步,一旦3+3方案再加上标准分方案,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而以3+3加上标准分为现状,去掉标准分,计算绝对分,则可谓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与之前无数次的高考制度改革一样,本轮改革的目的依然是促进高考选拔的公平与效率。对于这种改革初衷之良善,毋庸置疑。
 
但好心办坏事,国人屡见不鲜。高考政改的是与非,必须以实际效果为判断准绳,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囿于时间紧迫和人的理性不足,任何改革方案,都难求全责备,而这也正是试点改革的原因所在。
 
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试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俗语云,有错能改,善莫大焉。而最怕的事情是,为了面子而文过饰非,一错再错,那样就真的背离了高考制度改革的初衷了。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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