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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经济学》之三十:浅析“人才辈出”现象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提要
 
许多科研机构,都有一个有趣现象,即“人才辈出”。主要有三种原因:
 
第一,同群效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第二,名师出高徒,大树底下好乘凉。
 
第三,代际竞争,大树底下不长草。
 
现在,中国顶尖高校基本上对本土博士毕业生大门关闭,这有助于缓解“人才辈出”背后的“近亲繁殖”,但自己瞧不起自己的毕业生,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如何解决本土优秀博士毕业生的学术通道,成为国内高校今后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许多科研机构,都有一个有趣现象,即“人才辈出”。一时间会出很多牛人,之后则人才“青黄不接”,但多年之后,又会再次涌现出下一批牛人,而他们与上一批牛人的年龄差大概二十年左右。
 
进一步观察,又会发现不同机构的牛人,出生年代可能是不同的。比如A大学,上一批牛人是四十年代的,下一批牛人是六十年代的,但在B大学,则可能是上一批牛人是五十年代的,下一批牛人则是七十年代的。但不管怎样,即便是很好的大学,任何时候都要维持群星灿烂的局面,是非常困难的。
 
何以“人才辈出”,笔者认为这背后有三种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机制。
 
首先是同群效应(peer effect)。许多人一起工作学习,相互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试想,一个单位突然因为某种原因有个牛人,非常具有学术和人格魅力,这就会对周围的其他人起到显著的带动作用。
 
这种带动作用,可能是相互合作,但有时候纯粹是同行相互鞭策和“攀比”的结果。反过来,如果周围的人都整天无所事事,颓废堕落,许多本来聪明伶俐的人也会随波逐流,变得颓废平庸。
 
其次是名师出高徒,大树底下好乘凉。
 
十年树木,高校人才培养周期大抵也是如此。一名青年教师,从留校教书到开始带博士研究生,通常十多年左右;从学生毕业到崭露头角,又大概是十年左右。牛老师,学术牛,自然能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术指导,进而更有可能培养出牛学生。
 
与此同时,牛老师学术影响力大,能吸引本来就牛的学生报考,这种“选择效应”意味着,即便牛老师不给学生提供任何实质上的学术指导,依然会呈现出“名师出高徒”的结果。
 
再进一步,大树底下好乘凉,牛老师通常在单位里面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加之学生又的确比较牛的话,牛老师的学生不但更容易留校,也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机构支持。赢在起点,也是造成名师出高徒的重要原因。
 
第三则是代际竞争,大树底下不长草。
 
这一点与第二点看似矛盾,实际上说的是两回事情。第二点说的是师承关系。师徒之间,名分已定,岁数相差也比较大,老师提携学生,天经地义。但遇到岁数相差不大的“小字辈”小,人际关系就比较微妙。就像打麻将,看着上家,防着下家,是许多人的常见心态。
公共资源分配有个显著的特点,每个学校的资源通常有相对固定的份额。一段时间内,同一个机构,张三拿了,李四自然就没有份了。但是,职位、资源、名头和影响力之间往往有马太效应,好的越好,差的越差,开始一点点差异,长时间累积下来,就会变成天壤之别。“成名须早”,正是这个道理。
 
不光单个学术机构,整个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也有类似现象,但原因可能会更加复杂。
 
“老三届”中名人甚多,就是上述多种原因共同造就的结果。
 
首先是选择效应。停摆多年之后,高考大门重新开放,能够冲过独木桥的考生,本来都是人中龙凤。
 
其次是同群效应。时不我待,是当时的普遍心态。同学们,不分男女,不分长幼,你追我赶,相互督促,共同进步。
 
最后是发展机会。这一辈学生,和他们的师长,不管是学校里面的老师,还是就业之后的领导,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关系;面对大量的职位空缺和严重的人才断档,长辈提携后辈成为合乎理性的自然选择。
 
和笔者同届的中国博士生,数量大概空前绝后。经济社会,普遍存在数量和质量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即所谓的QQ权衡。人数多了,质量自然会下降。
 
若以现在的眼光,回头审视当时的学术水平,QQ权衡无疑存在。但任何问题,都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判断,才更加合理。
 
据笔者有限的观察,如果采取其他的“质量”评判标准,比如毕业生在各行各业的成就,量质同向,QQ权衡几乎不存在。
 
原因与老三届非常类似。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很少的博士研究生,因而沉淀了许多本来早就应该拿到博士学位的人。一旦博士招生闸门放开,这些人“蜂拥而入”,即便因为年龄和基础薄弱等原因,这些人无法做出卓越的学术研究,但给定这些人本来都是牛人,他们最终在其他行业大展宏图却是很自然的结果。
 
现在,中国顶尖高校博士生培养面临一个巨大的尴尬,除非极其优秀的本土博士,很难在顶尖高校找到学术职位。
 
笔者印象,2005年之前,国内名校博士毕业,在国内名校找到职位还比较容易,但在此之后,却日益困难了。
 
两个方面原因。
 
第一,一个萝卜一个坑,之前已经有不少人留校,编制所剩不多。
 
第二,海外博士冲击越来越强。抛开极个别案例,整体上海外名校博士在学术技能训练方面更胜一筹。给定冲击“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招聘更多的海外博士成为理性选择。
 
现在,许多国内顶尖名校,不招本土博士已经是成文或不成文规矩。因为缺乏学术出口,国内学校博士招生规模逐渐递减,毕业生最终从事学术研究的比例也逐年下降。
 
海外博士冲击有一个副产品,就是会弱化“人才辈出”现象。
 
由前述分析,不管是因为大树底下好乘凉,还是因为大树底下不长草,“人才辈出”往往与“近亲繁殖”紧密关联。
 
这对学术自由有一定的负面因素。遇到一个霸道的老师,硬说公鸡会下蛋,那个学生敢说公鸡不下蛋,就会违反师道尊严。
 
相比而言,海外博士社会关系更加单纯,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就变得更有学术味道。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外博士冲击具有积极意义。
 
但另一方面,中国高校,尤其是顶尖高校,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博士毕业生,却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毕竟,对任何高校,是否世界一流,一个很关键的标准就是,自己培养的毕业生是否达到了世界一流。
 
进一步,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除了一些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还有更多的本土问题亟待研究。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是当代中国学者必须担负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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