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经济学》之三十：浅析“人才辈出”现象-来谈经济-财新网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提要

许多科研机构，都有一个有趣现象，即“人才辈出”。主要有三种原因：

第一，同群效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第二，名师出高徒，大树底下好乘凉。

第三，代际竞争，大树底下不长草。

现在，中国顶尖高校基本上对本土博士毕业生大门关闭，这有助于缓解“人才辈出”背后的“近亲繁殖”，但自己瞧不起自己的毕业生，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如何解决本土优秀博士毕业生的学术通道，成为国内高校今后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许多科研机构，都有一个有趣现象，即“人才辈出”。一时间会出很多牛人，之后则人才“青黄不接”，但多年之后，又会再次涌现出下一批牛人，而他们与上一批牛人的年龄差大概二十年左右。

进一步观察，又会发现不同机构的牛人，出生年代可能是不同的。比如A大学，上一批牛人是四十年代的，下一批牛人是六十年代的，但在B大学，则可能是上一批牛人是五十年代的，下一批牛人则是七十年代的。但不管怎样，即便是很好的大学，任何时候都要维持群星灿烂的局面，是非常困难的。

何以“人才辈出”，笔者认为这背后有三种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机制。

首先是同群效应（peer effect）。许多人一起工作学习，相互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试想，一个单位突然因为某种原因有个牛人，非常具有学术和人格魅力，这就会对周围的其他人起到显著的带动作用。

这种带动作用，可能是相互合作，但有时候纯粹是同行相互鞭策和“攀比”的结果。反过来，如果周围的人都整天无所事事，颓废堕落，许多本来聪明伶俐的人也会随波逐流，变得颓废平庸。

其次是名师出高徒，大树底下好乘凉。

十年树木，高校人才培养周期大抵也是如此。一名青年教师，从留校教书到开始带博士研究生，通常十多年左右；从学生毕业到崭露头角，又大概是十年左右。牛老师，学术牛，自然能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术指导，进而更有可能培养出牛学生。

与此同时，牛老师学术影响力大，能吸引本来就牛的学生报考，这种“选择效应”意味着，即便牛老师不给学生提供任何实质上的学术指导，依然会呈现出“名师出高徒”的结果。

再进一步，大树底下好乘凉，牛老师通常在单位里面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加之学生又的确比较牛的话，牛老师的学生不但更容易留校，也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机构支持。赢在起点，也是造成名师出高徒的重要原因。

第三则是代际竞争，大树底下不长草。

这一点与第二点看似矛盾，实际上说的是两回事情。第二点说的是师承关系。师徒之间，名分已定，岁数相差也比较大，老师提携学生，天经地义。但遇到岁数相差不大的“小字辈”小，人际关系就比较微妙。就像打麻将，看着上家，防着下家，是许多人的常见心态。

公共资源分配有个显著的特点，每个学校的资源通常有相对固定的份额。一段时间内，同一个机构，张三拿了，李四自然就没有份了。但是，职位、资源、名头和影响力之间往往有马太效应，好的越好，差的越差，开始一点点差异，长时间累积下来，就会变成天壤之别。“成名须早”，正是这个道理。

不光单个学术机构，整个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也有类似现象，但原因可能会更加复杂。

“老三届”中名人甚多，就是上述多种原因共同造就的结果。

首先是选择效应。停摆多年之后，高考大门重新开放，能够冲过独木桥的考生，本来都是人中龙凤。

其次是同群效应。时不我待，是当时的普遍心态。同学们，不分男女，不分长幼，你追我赶，相互督促，共同进步。

最后是发展机会。这一辈学生，和他们的师长，不管是学校里面的老师，还是就业之后的领导，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关系；面对大量的职位空缺和严重的人才断档，长辈提携后辈成为合乎理性的自然选择。

和笔者同届的中国博士生，数量大概空前绝后。经济社会，普遍存在数量和质量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即所谓的QQ权衡。人数多了，质量自然会下降。

若以现在的眼光，回头审视当时的学术水平，QQ权衡无疑存在。但任何问题，都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判断，才更加合理。

据笔者有限的观察，如果采取其他的“质量”评判标准，比如毕业生在各行各业的成就，量质同向，QQ权衡几乎不存在。

原因与老三届非常类似。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很少的博士研究生，因而沉淀了许多本来早就应该拿到博士学位的人。一旦博士招生闸门放开，这些人“蜂拥而入”，即便因为年龄和基础薄弱等原因，这些人无法做出卓越的学术研究，但给定这些人本来都是牛人，他们最终在其他行业大展宏图却是很自然的结果。

现在，中国顶尖高校博士生培养面临一个巨大的尴尬，除非极其优秀的本土博士，很难在顶尖高校找到学术职位。

笔者印象，2005年之前，国内名校博士毕业，在国内名校找到职位还比较容易，但在此之后，却日益困难了。

两个方面原因。

第一，一个萝卜一个坑，之前已经有不少人留校，编制所剩不多。

第二，海外博士冲击越来越强。抛开极个别案例，整体上海外名校博士在学术技能训练方面更胜一筹。给定冲击“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招聘更多的海外博士成为理性选择。

现在，许多国内顶尖名校，不招本土博士已经是成文或不成文规矩。因为缺乏学术出口，国内学校博士招生规模逐渐递减，毕业生最终从事学术研究的比例也逐年下降。

海外博士冲击有一个副产品，就是会弱化“人才辈出”现象。

由前述分析，不管是因为大树底下好乘凉，还是因为大树底下不长草，“人才辈出”往往与“近亲繁殖”紧密关联。

这对学术自由有一定的负面因素。遇到一个霸道的老师，硬说公鸡会下蛋，那个学生敢说公鸡不下蛋，就会违反师道尊严。

相比而言，海外博士社会关系更加单纯，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就变得更有学术味道。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外博士冲击具有积极意义。

但另一方面，中国高校，尤其是顶尖高校，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博士毕业生，却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毕竟，对任何高校，是否世界一流，一个很关键的标准就是，自己培养的毕业生是否达到了世界一流。

进一步，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除了一些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还有更多的本土问题亟待研究。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是当代中国学者必须担负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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