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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经济学》之二八:上海为什么没有BAT?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提要
 
上海为什么没有BAT?
 
这背后有很多偶然因素,但偶然因素的背后,也有必然性。
 
这个必然性就是,处在国资和外资夹缝中的上海民企,既享受不到体制内的资源,也难以获得体制外的空间。
 
最近,知乎上特别火爆的一个话题是“上海为什么没有BAT?” 严格来说,这个问题的知识产权应该属于俞正声同志;当年在上海任职时,他提了一个本质相同的问题,上海为什么没有马云和阿里巴巴?
 
已经有上海人勇敢地自我剖析,从文化角度对此进行了精彩解释。大意是上海管理比较精细,做事很守规矩,同时又具有浓厚的“海(mai)派(ban)文化”,嫌小喜大,厌恶风险,闯劲不足,这些都与起于畎亩、野蛮生长、“得*丝者得天下”的互联网逻辑格格不入,因而上海搭不上互联网快车在所难免。
 
凡是在上海学习、工作、生活多年的人,都很难否认这种文化基因论的解释。但问题是,海派文化真的排斥冒险精神吗?以前似乎不是这样的。看过《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曾经的十里洋场,不正是冒险家的乐园吗?进一步,当年移居香港的企业家,有多少又是从上海滩移民过去的?历史比较,让人们不禁纳闷,素以冒险闻名的海派文化何以保守的代名词?
 
今天的推文,将通过跨城市比较,从经济而非文化的角度来阐释上海为什么没有BAT。
 
之前推文“上海为什么创新不足?”,主要阐述了2007年我们在上海的调研结果。当时调研的目的考察上海企业为何创新激励不足的原因。按所有制分,我们当时得到的结论是三个成语:国有企业,“缘木求鱼”;民营企业,“弱不禁风”;合资企业,“死于安乐”。尽管这些结论是2007年得出的,但“十年树木”,今天的结果何尝不是十年前早已种下的呢?
 
我们之前发布了《中国城市与产业创新力报告2017》(简称《报告》),其中讨论了三个创新集群,即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中心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和深圳。集群层面,长三角整体实力在相对增加,珠三角和环渤海在相对下降,但集群内部,北京和深圳的相对重要性越来越大,但上海的相对重要性却逐渐下降,而紧随其后的杭州则在快速增加。
 
进一步,比较中国创新力前四城市,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就创新领导企业而言,北京主要是央企和民企;深圳主要是民企;上海主要是国资和外企;杭州主要是民企。由此很容易发现上海的“独特之处”:国企强,外企强,但民企相对较弱。诚然,BAT在所有制上都具有一定的外资特征,但就决策、组织架构和商业模式而言,却是地地道道的民企风格。
 
所以,要回答上海为什么没有BAT,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回答为什么上海不具有民企做大做强的土壤和环境。
 
比较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面对强大的国资和外资,处在夹缝中上海民企,之所以难以做大做强,是因为既不能在体制内获得垄断资源,也无法在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
 
任何企业,要做大做强,都必然是享有竞争者难以复制的某种垄断权。这种垄断权,可能是来自于行政性壁垒,也可能是来自于技术壁垒;不管是何种原因,进入壁垒越高,企业享受的垄断租金就越高。
 
国资的高额利润,主要得益于行政性的进入壁垒,而成功的民企,则主要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不断创新,优胜劣汰,逐渐形成了竞争者难以突破的技术性进入壁垒。
 
依照之前的另一篇推文,一个企业“创新还是守旧”,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一是肯尼斯·阿罗刻画的“替代效应”,另一个是约瑟夫·熊彼特刻画的“创造性破坏”。
 
依靠行政性进入壁垒的国资,在本质上没有多少进入威胁,因而“替代效应”更强,即创造和采用新技术,主要是“替代”了既有利润;而依靠技术性进入壁垒的民企,则必须不断创新,才能“保住”既有利润。
 
所以,根据我们的《报告》,民营企业占主导的地方,一定是创新活力很高的地方。这很好地解释了深圳的“一枝独秀”和杭州的“异军突起”。
 
接下来需要解释,为什么在央企超强的北京,民企为何也能极具活力;换句话说,为什么行政性壁垒没有遏制创新?实际上,只要看看央企在做什么,BAT在做什么,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
 
行政性壁垒要起作用,必定要有明确的目标,这就要求行业的技术不确定性比较低,比如石油、电力、通讯、土地等等。这些牵涉到重大“国计民生”的领域,不但容易确定,而且设立行政性壁垒之后,无需太多创新,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财税收入。
 
但是,在诸如互联网等新兴产业领域,技术、需求和商业模式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设立行政性壁垒不但在程序上很难,而且即便设立,也很容易被新的商业模式所颠覆。
 
简言之,在这些领域,设立行政性进入壁垒属于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国资不愿做,不会做,也不知道怎么管,恰好就给民企留下了野蛮生长的空间。这大概可以解释北京的情况。
 
最后再来看上海。如前所述,与北京、深圳、杭州相比,上海最独特的一点就是有强大的外资,而这正是遏制上海民企做大做强的一个关键因素。
 
对北京的分析已经说明,非市场化的国资,本质上不会对“市场化”的互联网民企构成制约,但外资却大不相同。就上海而言,能够被看中和看重的外资,无一不是大型跨国企业,都具有很强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化经验。
 
而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为了吸引这些跨国公司,地方政府大都给了非常优惠的政策待遇,甚至是“超国民待遇”。技术优势、市场经验再加上“超国民待遇”,让这些跨国公司在与同类的民企的市场竞争中占尽优势。
 
这样,上海民企最终就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生存环境。与国资比,没有政策优势,难以享受行政性壁垒的好处;与外资比,也没有政策优势,更没有技术优势,难以构建做大做强的技术壁垒。
 
黄仁宇先生写过一本很出名的书,叫《万历十五年》,说的是貌似平平淡淡的一年,却实际上却是明王朝盛极而衰的分水岭。
 
1999年,马云和阿里巴巴撤离繁华的淮海路回到杭州,对于上海来说没有任何感觉。那时候的马云,不过是一个来自杭州的乡下人,而与高大上的跨国公司相比,阿里巴巴也不过是一个名称怪异的瘪三公司。
 
但二十年时间不到,一切都完全改变,以至于有了“上海为什么没有BAT?”的问题。
 
上海为什么没有BAT?这背后有很多偶然因素,但偶然因素背后,也有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是,处在国资和外资夹缝中的上海民企,既享受不到体制内的资源,也难以获得体制外的空间。
 
在互联网时代,BAT们不再是简单的几个公司,而是一个个互联网企业赖以发现、融资、竞争、成长和发展的巨型生态圈。错过几个大公司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失去了大公司依赖生成的土壤和环境,才是真正要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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