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经济学》之二八：上海为什么没有BAT？-来谈经济-财新网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提要

上海为什么没有BAT？

这背后有很多偶然因素，但偶然因素的背后，也有必然性。

这个必然性就是，处在国资和外资夹缝中的上海民企，既享受不到体制内的资源，也难以获得体制外的空间。

最近，知乎上特别火爆的一个话题是“上海为什么没有BAT？” 严格来说，这个问题的知识产权应该属于俞正声同志；当年在上海任职时，他提了一个本质相同的问题，上海为什么没有马云和阿里巴巴？

已经有上海人勇敢地自我剖析，从文化角度对此进行了精彩解释。大意是上海管理比较精细，做事很守规矩，同时又具有浓厚的“海（mai）派（ban）文化”，嫌小喜大，厌恶风险，闯劲不足，这些都与起于畎亩、野蛮生长、“得*丝者得天下”的互联网逻辑格格不入，因而上海搭不上互联网快车在所难免。

凡是在上海学习、工作、生活多年的人，都很难否认这种文化基因论的解释。但问题是，海派文化真的排斥冒险精神吗？以前似乎不是这样的。看过《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曾经的十里洋场，不正是冒险家的乐园吗？进一步，当年移居香港的企业家，有多少又是从上海滩移民过去的？历史比较，让人们不禁纳闷，素以冒险闻名的海派文化何以保守的代名词？

今天的推文，将通过跨城市比较，从经济而非文化的角度来阐释上海为什么没有BAT。

之前推文“上海为什么创新不足？”，主要阐述了2007年我们在上海的调研结果。当时调研的目的考察上海企业为何创新激励不足的原因。按所有制分，我们当时得到的结论是三个成语：国有企业，“缘木求鱼”；民营企业，“弱不禁风”；合资企业，“死于安乐”。尽管这些结论是2007年得出的，但“十年树木”，今天的结果何尝不是十年前早已种下的呢？

我们之前发布了《中国城市与产业创新力报告2017》（简称《报告》），其中讨论了三个创新集群，即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中心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和深圳。集群层面，长三角整体实力在相对增加，珠三角和环渤海在相对下降，但集群内部，北京和深圳的相对重要性越来越大，但上海的相对重要性却逐渐下降，而紧随其后的杭州则在快速增加。

进一步，比较中国创新力前四城市，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就创新领导企业而言，北京主要是央企和民企；深圳主要是民企；上海主要是国资和外企；杭州主要是民企。由此很容易发现上海的“独特之处”：国企强，外企强，但民企相对较弱。诚然，BAT在所有制上都具有一定的外资特征，但就决策、组织架构和商业模式而言，却是地地道道的民企风格。

所以，要回答上海为什么没有BAT，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回答为什么上海不具有民企做大做强的土壤和环境。

比较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面对强大的国资和外资，处在夹缝中上海民企，之所以难以做大做强，是因为既不能在体制内获得垄断资源，也无法在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

任何企业，要做大做强，都必然是享有竞争者难以复制的某种垄断权。这种垄断权，可能是来自于行政性壁垒，也可能是来自于技术壁垒；不管是何种原因，进入壁垒越高，企业享受的垄断租金就越高。

国资的高额利润，主要得益于行政性的进入壁垒，而成功的民企，则主要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不断创新，优胜劣汰，逐渐形成了竞争者难以突破的技术性进入壁垒。

依照之前的另一篇推文，一个企业“创新还是守旧”，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一是肯尼斯·阿罗刻画的“替代效应”，另一个是约瑟夫·熊彼特刻画的“创造性破坏”。

依靠行政性进入壁垒的国资，在本质上没有多少进入威胁，因而“替代效应”更强，即创造和采用新技术，主要是“替代”了既有利润；而依靠技术性进入壁垒的民企，则必须不断创新，才能“保住”既有利润。

所以，根据我们的《报告》，民营企业占主导的地方，一定是创新活力很高的地方。这很好地解释了深圳的“一枝独秀”和杭州的“异军突起”。

接下来需要解释，为什么在央企超强的北京，民企为何也能极具活力；换句话说，为什么行政性壁垒没有遏制创新？实际上，只要看看央企在做什么，BAT在做什么，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

行政性壁垒要起作用，必定要有明确的目标，这就要求行业的技术不确定性比较低，比如石油、电力、通讯、土地等等。这些牵涉到重大“国计民生”的领域，不但容易确定，而且设立行政性壁垒之后，无需太多创新，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财税收入。

但是，在诸如互联网等新兴产业领域，技术、需求和商业模式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设立行政性壁垒不但在程序上很难，而且即便设立，也很容易被新的商业模式所颠覆。

简言之，在这些领域，设立行政性进入壁垒属于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国资不愿做，不会做，也不知道怎么管，恰好就给民企留下了野蛮生长的空间。这大概可以解释北京的情况。

最后再来看上海。如前所述，与北京、深圳、杭州相比，上海最独特的一点就是有强大的外资，而这正是遏制上海民企做大做强的一个关键因素。

对北京的分析已经说明，非市场化的国资，本质上不会对“市场化”的互联网民企构成制约，但外资却大不相同。就上海而言，能够被看中和看重的外资，无一不是大型跨国企业，都具有很强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化经验。

而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为了吸引这些跨国公司，地方政府大都给了非常优惠的政策待遇，甚至是“超国民待遇”。技术优势、市场经验再加上“超国民待遇”，让这些跨国公司在与同类的民企的市场竞争中占尽优势。

这样，上海民企最终就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生存环境。与国资比，没有政策优势，难以享受行政性壁垒的好处；与外资比，也没有政策优势，更没有技术优势，难以构建做大做强的技术壁垒。

黄仁宇先生写过一本很出名的书，叫《万历十五年》，说的是貌似平平淡淡的一年，却实际上却是明王朝盛极而衰的分水岭。

1999年，马云和阿里巴巴撤离繁华的淮海路回到杭州，对于上海来说没有任何感觉。那时候的马云，不过是一个来自杭州的乡下人，而与高大上的跨国公司相比，阿里巴巴也不过是一个名称怪异的瘪三公司。

但二十年时间不到，一切都完全改变，以至于有了“上海为什么没有BAT？”的问题。

上海为什么没有BAT？这背后有很多偶然因素，但偶然因素背后，也有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是，处在国资和外资夹缝中的上海民企，既享受不到体制内的资源，也难以获得体制外的空间。

在互联网时代，BAT们不再是简单的几个公司，而是一个个互联网企业赖以发现、融资、竞争、成长和发展的巨型生态圈。错过几个大公司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失去了大公司依赖生成的土壤和环境，才是真正要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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