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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为什么创新不足?

——“五分钟经济学”之十六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提要:2007年,我们对各种所有制的上海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分析了研发激励不足的原因,所得结论可以用三个成语刻画:
  国有企业,“缘木求鱼”;
  民营企业,“弱不禁风”;
  合资企业,“死于安乐”。
  大上海有很多功能定位,其中一个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根据我们最新的《中国产业和区域创新力报告2017》(以下简称《报告》,参见文末相关阅读及原文链接),综合创新和创业两个方面,中国排名前四位的城市是北京、深圳、上海和杭州。
  对比这四个城市,会发现上海有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上海却没有响当当的互联网企业。三大巨头,BAT,百度在北京,阿里在杭州,腾讯在深圳。实际上,更多行业的领导者,如华为、中兴通讯、华大基因、网易、搜狐、新浪、小米、京东、奇虎360等等,都不在上海。
  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年俞正声同志在上海任职时提出的疑问,为什么上海没有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大企业?这个问题,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人调侃,当年或许是因为马云长得比较有性格,电子商务看起来又很不靠谱,所以“高富帅”的上海自然拒绝了那时候还“穷矮矬”的马教主;但一旦阿里飞黄腾达,上海再梦想着依靠“总部经济”将其吸引过来,就正应了那句歌词所唱的,“昨天的我你爱理不理,今天我你高攀不起”。
  当然也有人说,拜托,看企业不要只盯着华为、BAT,上海是没有华为、BAT,但不是还有很多央企、地方国企和跨国企业吗?宝钢、浦发、松下、拜耳、贝尔,等等等等,哪一个拿出来不是响当当的产值大户、利税大户?
  第一种说法虽然是调侃,但的确反映了很多年来上海经济发展的思路和特点,嫌小爱大。第二种说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根据互联网时代的经济逻辑,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一旦网络外部性背后的正反馈机制被触发和引爆,落后者要再赶上来,谈何容易,赢者通吃是大概率。
  互联网时代,集聚效应越来越强。根据《报告》,中国产业和企业创新主要有三大集群,即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核心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和深圳。
  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有两种相反的效应,一种是所谓的“虹吸效应”,即核心城市像黑洞一样慢慢吸干周边城市的资源;一种是所谓的“辐射效应”,即核心城市发展能够带动周边城市发展。
  对比三个创新集群,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北京和深圳,作为核心城市,与其周边城市相比,越来越强,即虹吸效应强于辐射效应。上海却很不一样。尽管长三角在整个中国的相对重要性越来越高,但上海在长三角内部的相对重要性却越来越低。
  上海的相对重要性下降,对此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上海这么多年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家”的大局观。但这种解释,周边城市不一定买账,它们更有可能认同第二种观点,即上海之所以相对衰落,不是因为上海让利,而是因为它们发展更快。阿里巴巴离开上海回到杭州,并不是上海想帮助杭州发展,而是那时候,上海觉得留住阿里巴巴不如吸引一个跨国公司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
  在上海生活二十几年,自然希望这座城市能够更好地发展。昨天晚上和几个朋友吃饭聊天,说到上海的创新问题。我谈到了2007年,也就是10多年前在上海进行企业调研的结论,他们听了,觉得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能够写出来。
  所以,今天把当时的调研背景、分析逻辑和核心结论,写出来,权当作炒一下冷饭。当然,必须强调,所有结论都是针对10年前的情况所做出的。
  当时的调研背景是,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其中设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战略目标,即“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
  与这个目标相比,整个中国,当然也包括上海,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更加关键的是,当时在沪企业研发积极性普遍不高。调研目标是弄清楚研发积极性不高的原因。
  上海市经委组织协调,当时调研了数十家上海企业;按所有制,有国有企业,有民营企业,有合资企业。我们发现,不同企业,尽管都表现为不愿做研发投资,但原因却各有不同可以用三个成语分别刻画。
  1.缘木求鱼
  当时调研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国有企业。发现的问题有三个方面。
  第一,企业决策层面,没有研发投资的积极性。研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大笔钱投下去,成功了,可能是有个奖状,但也仅此而已;失败了,却可能会被问责,问为什么进行了这样不靠谱的决策?
  第二,研发人员普遍素质不高,积极性也不强。这是市场竞争和“自选择”的结果。大锅饭,干多干少差不多,有能力的技术人员,要么被外资企业挖走了,要么被民营企业挖走了,要么自己下海创业去了,剩下来的,要么没有创新能力,要么没创新激励,要么两者都没有。
  第三,过度的资本运作,压制了创新积极性。有个企业,负责人称得上企业家,非常具有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主导开发了一种热销产品。但种树的往往不是摘果子的。这个产品很快被集团公司无偿划拨到另一个公司,目的是通过国资整合,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我们只知道这个负责人,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整合到新公司,但不知道他后来是否还留在原来的企业;也不知道,如果他还留在原企业,是否还整天想着创新和开发新产品。
  援助之手还是掠夺之手,是个问题。
  2.弱不禁风
  这里当然不是讲红楼梦里的林妹妹,讲的是民营企业;风,也不是温度变化导致的空气流动,而是与研发活动相关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
  接受调研的民营企业,无一例外都非常强调研发的重要性。之所以没有大规模投资研发,主要是不敢,害怕一旦创新失败,或者创新进展速度不如预期,整个企业资金链将面临巨大挑战。
  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尤其是缺乏抵押物的民营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即便能够获得,资金成本也会更高。
  为了能生存下去,这些民营企业通常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什么项目做什么项目,经营行为非常短期化,难以形成持续的技术积累。
  禁不起风险,哪敢去冒险?
  3.死于安乐
  这里讲的是合资企业中的国内合作方。
  在调研的所有企业中,任何一个合资企业,在技术开发能力上肯定不是最低的,但这些合资企业的国内方,却是对自己研发能力估计最低的。
  在这些企业中调研,听中方负责人讲的最多的话,就是这方面我们不行,那方面我们不行,总之在每个方面,我们都比不过跨国公司。所以,进行研发投资,纯粹是找死。
  既然他们不愿意找死,又为什么说是“死于安乐”呢?这就要讲一讲合资的动机、逻辑和实际结果。
  许多合资决策,背后的逻辑是“市场换技术”,意思是我们让出市场,换取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
  让出市场很容易理解,但怎么样才能换来技术呢?在合资企业中,如果我们占有50%乃至51%的股权,我们将具有控制权,进而可以决定合资企业的技术转让。
  在合资企业的中方人员看来,现在之所以不进行研发投资,就是要通过合资,吸收外方的先进技术,等到翅膀硬了,再单飞也不迟,既稳妥,又经济。
  听起来非常顺畅的逻辑。
  但现实世界如何运行的呢?在新产品或新技术引入方面,跨国公司不但具有绝对的主导权,而且对核心技术严格控制或者保密。面对技术图纸,国内合作方连修改一个字的权力都没有;很多时候,国内合作方甚至连图纸都看不到。
  所以,让出市场是真的,但要说换来技术,却只是一厢情愿。这也很容易理解。任何公司,除非万不得已,谁愿意把自己安身立命的核心技术让渡给别人,凭空制造自己的掘墓人。跨国公司如此,换做任何一家国内公司,也是如此。
  实际上,50%股权能否换来控制权和核心技术,对合资企业的国内合作方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更关心的,是50%的股权背后的收益权。
  大家可以设想,既然跨国公司“免费”提供新技术、新产品,我们当然不用做很有风险的研发投资;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强化各种行政性进入壁垒,确保合资企业免于民营企业的竞争威胁,进而获得很高的市场利润。原因很简单,同股同权,每一块钱利润,都有五毛钱是属于国内合资方的。
  非常惬意的“死于安乐”!
  2007年,我们对各种所有制的上海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分析了研发激励不足的原因,所得结论可以用三个成语刻画:
  国有企业,“缘木求鱼”;
  民营企业,“弱不禁风”;
  合资企业,“死于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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