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学习经济学，不应止于“经济解释”，而是要“知行合一”。

首先是做对的事情，然后是把事情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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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没有学过经济学，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一起踏进经济学帝国的大门，了解经济学到底是怎样的一门学科，以及理解和掌握了经济学思维和经济分析方法，又会对你什么样的帮助。

 

这里提到一个词，叫“经济学帝国”，乃是因为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不断扩张的侵略性。因为它具有一套强大的分析工具，不但可以分析人们常识认知中的经济问题，也可以分析诸如家庭、歧视、身份、政党等等各种各样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

 

若将每个学科看做一个“王国”，那么，经济学王国不断入侵其他王国的过程，就展现出了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征。当然，最终影响必然是相互的，经济学不断拓展的过程中，其本身的内涵和边界也在不断演进。

 

之前，你或许出于好奇或某种机缘，浏览过某本经济学教材，比如曼昆教授的《经济学》；或者你可能从同学、朋友、师长跟前听他们讲过一些经济学内容。通常，他们会告诉你，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一门学科。

 

这个定义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个人觉得，从决策者角度定义和理解经济学，或许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加具有参与感，因而也更容易管窥经济学思维的精髓和本质。

 

站在决策者的角度，经济学思维，实际上就五个字，“约束最优化”。这是对前面那种定义的数学表达。稀缺性，体现在约束上；而有效性，则体现为最优化。

 

所以，如果你要用经济学思维武装自己，就首先需要明白一件事，即自己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同时，你还必须明白，要实现这个目标，你又面临哪些约束条件？

 

所谓最优决策，就是在所有的可行方案中，选择那个对你来说，最好的方案。作为决策者，如果你光有目标，而不考虑约束条件；或者，你只知道约束条件，却不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都不是经济学思维。

 

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强调了预算约束。预算约束的含义是，在你的生产和消费决策中，你只能购买那些你能担负的起的商品或者服务。可支配收入越多，你的选择范围越大。预算约束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这里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讨论。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有限理性约束。这个约束经常被人们所忽略，但对于决策者或许更加重要。

 

为什么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首先，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每个人，不管你多富有，一天也都只有二十四小时。

 

其次，一个人智商再高，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事事都考虑完美无缺。我们常常面临的困境是，我们必须在很短时间内，依据有限的信息，做出我们的决策，甚至是关键的决策。

 

这时候，我们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收集信息，也没有超级计算机那样的运算能力来处理信息。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像通常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假设的那样，具有超级理性。认识到有限理性是极其重要的。

 

就像诺奖获得者哈耶克所说的那样，人类最大的理性，就是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理性不足。一旦认识到自己的理性不足，我们就会明白，任何事情都追求尽善尽美，不但是做不到的，而且是也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在做决策时候，必须“抓大放小”、“举重若轻”，确保大方向不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任何人，与其在小事上吹毛求疵，不如力争做到“吕端大事不糊涂”。

 

根据刚才的这些分析，站在决策者和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学的本质又可以精炼为这样的两句话：做对的事情，把事情做对。注意，这两句话是有先后顺序的，首先是做对的事情，这是第一重要的；然后以此为基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对。

 

参照当代管理学大师沃伦·波尼斯的说法，做对的事情，体现的是领导力（leadership）的作用，而把事情做对，体现的则是管理（management）的作用。

 

但必须强调，这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所谓决策，必然是在多个可能性之间的选择。这样，我们就可以引入决策树的概念。如下图所示，每个人做决策的路径，就好像是从树根到枝干一样。

 

我们不详细阐释决策树乃至博弈树，感兴趣的可以深入阅读博弈论的相关教材。这里强调两个特性：首先，到达每个决策点只有唯一的路径。打个不太合适的比方，就像是每个人只能有一个爹，一个爷爷，如此等等。其次，人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动态的观点，不能走一步看一步，而要走一步看几步。我们老家有句话，叫狼吃羊，必须把出路想好。

 

不妨用下图来刻画某个人所面临的决策问题。首先，站在A点，他有三种选择：左（L），中（M），右（R）。那他到底该选择什么呢？当然他会选择他认为对他最有利的选择。图中，如果他选择M，所得“效用”为4。但选择L到达B或选择R到达C，其“效用”水平，则需要进一步推演才能知道。按照直观的推理，最终这个人的最优选择是RLR，并得到7。

 

站在A点，决策者选择了R，就意味着放弃了L，M，而这时候，由选择M所得到的4就是他选择R的“机会成本”。但到了C点，他选择L的机会成本，则就成了选择R的5。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机会成本”可能是会随着决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

 

在这个具体例子中，大家可以看到，第一轮选择中，大方向是选择R，这是最重要的。这就叫leadership；而在选择了R之后，再进一步的选择，则属于management的范畴。

 

刚才的分析中，我们提到了一个概念叫“效用”。学了经济学之后，大家会经常碰到和使用这个词。但很显然，“效用”实际上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

 

因人而异，是因为人各偏好不同，有人爱钱，有人爱名，有人无欲无求。有句话叫，一个人的美味，是另一个人毒药，此之谓也。

 

因时而异，是因为口渴难耐时喝一口冰啤酒清爽无比，但几瓶啤酒下肚，再喝就完全成了煎熬，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十八世纪，有位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叫大卫·休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休谟在他的名著《人性论》中，深入探讨了激情（passion）和理性（reason）的关系。

 

“激情是道，理性为径”。他认为激情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理性的作用，则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

 

也就是说，激情代表了你的偏好，你的目标，而理性则代表的是，在给定目标和偏好的情况下，怎样做才是最好的。

 

有了这样的两分法，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圣贤书，要不断地强调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可见这两种人的目标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一个人目标如何，会对他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

 

同样是读书，有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有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而周恩来总理小时候立下的志向则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不同的目标，意味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需求层次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

 

简言之，不同的人，目标可能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人，处在不同环境，不同时点，或者不同的人生阶段，他的目标也可能会随之而发生变化。

 

大家或许知道，明代有个大思想家叫王阳明。作为心学大师，他强调“知行合一”。我认为，“知行合一”也应该成为经济学的精髓。我希望，在座的诸位，当然也的包括我自己，应该将经济学的学习看作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将经济学智慧应用到现实生活之中，做一个行动家，而不是一个只说不做的嘴炮。

 

大家不要认为，在“知行合一”上经济学家有共识。远非如此。经济学家或许是最没有共识的一个知识群体。经济学家常常自我揶揄的一个笑话是，两个经济学家在一起讨论，至少会有三种观点。

 

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就对经济学的功能有不同的理解。他著有厚厚几大本书，叫《经济解释》。他认为，经济学的核心功能在于经济解释，即用经济学的原理或者工具去阐释我们观察到的各种社会或经济现象。

 

用经济学解释各种社会或经济现象，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我觉得这远远不够。修习经济学要做到知行合一，就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经济解释。如前所述，知道了经济学道理，却不去实践，实际上相当于不知道。

 

书上得来终觉浅，事非经过不知难。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升华理论。从知行合一的角度，理论学习和实践检验本来就是一回事情，都是探寻真知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虽然张五常先生主张经济解释，但实际上却是言不由衷的。因为他本人非常的“知行合一”。改革开放之初，张五常先生就用他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准确预测了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几十年过去，不管是在他最新的著作《中国经济制度》中，还是在他众多的演讲中，他对此都是引以为傲的。

 

做对的事情，把事情做对。把事情做对固然重要，但做对的事情更加重要。只要做对的事情，哪怕做得慢一点，最终也会大差不差。但做的事情不对，再努力也无济于事，好一点，事倍功半，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越努力，错的越离谱。中国古代有个寓言故事，南辕北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里将一个网上广为流传的故事，它非常生动地阐释了这个道理。这个故事是说，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1984年，有个北京人，怀着出国梦想，卖了自家在鼓楼大街四合院房子，总共凑了30万，背井离乡到意大利淘金。那个时候中国很穷，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都很高，去海外淘金是很多人的梦想。不知道在做的各位，是否有人看过《北京人在纽约》。如果看过，你可以感受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的典型心态。当时，很多人到海外淘金，最终想的却是荣归故里。中国人喜欢省钱，但同样是省百分之二十，高工资高消费地方省下来的钱，肯定比低工资低消费的地方剩下来的钱更多。

 

正是认识到这样的道理，这北京哥们准备到欧洲赚一票。先把中国的资产卖掉，到高工资高消费的发达国家挣钱、省钱，等攒够了钱，再回到低工资低消费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人人羡慕的超级土豪。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跨国套利计划。

 

岁月如梭，转眼三十年过去了。中间过程不细说，大致是这哥们先是在中国城的餐馆打工，然后又自己开了个中餐馆，靠着华人特有的精打细算和辛苦打拼，总算攒下了100万欧元。按当时的汇率折算，这大概是768万人民左右吧。这个数字，即便放在现在的意大利，也不是一个小数了。于是，这哥们携着这笔巨款决定回国。他的想法是，先用这些钱买套房子，然后用剩下的钱颐养天年。但一回北京，发现当年卖掉的四合院现中介挂牌8000万，刹那间崩溃了。三十年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打拼的结果，还不如老老实实捂着自家的四合院。这种巨大的落差，落在谁的头上，心里不难受啊。

 

尽管是事后诸葛亮，但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这位北京哥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根据知行合一经济学，作为决策人，首先是要做对的事情，然后再是把事情做对。从前面的故事描述可以发现，给定这哥们已经卖掉了北京四合院，漂洋过海来到意大利，开饭馆不失为最佳选择；同时，给定开餐馆，这哥们也不可谓不努力，不可谓不精明。所以，问题不是出在把事情做对上面，而真正的问题，是他没有做对的事情。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自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中国成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决策人如果有大格局，能看清大势的话，那么，呆在欣欣向荣的中国，比起跑到半死不活的意大利，更有机会享受经济增长的巨大红利。

 

按照经济规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这类一线大城市，房产增值空间又是最大的。为什么，与资本、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土地是最稀缺的要素。所以，其他行业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有很大的一部分都会沉淀在这些日益稀缺的房产上面。

 

进一步分析，要判断什么是对的事情，最重要的标准，则是看这个社会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马云讲过一句话，非常有启发性。普通人看到的是问题，而在企业家眼中，看到的则是机会。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城市人住房面积很小，城市化也方兴未艾，再后来，随着按揭贷款的引入，人们改善住房的需求集中释放，房价上涨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涌现了以万科为代表的一大批高速成长的房地产公司。反过来说，这些房地产公司，之所以能高速发展，也是因为它们改善和解决了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

北京哥们的这个例子生动地告诉我们，大方向看错了，事情做错了，后面再努力，最好也不过是瞎忙活，事倍功半；更多的时候，方向搞错了，越努力，输得越多。

 

著名的咨询专家斯蒂芬·考维写过一本书，叫《高效率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书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占据纽约时报的最佳书籍。

 

这本书中，斯蒂芬·考维写到，他研究过众多成功者，试图寻找这些人有哪些共同点。结果发现，人们通常所强调的一些因素，比如努力、聪明，家庭背景等，实际上都不是这些成功人士共同点。

 

但他发现，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永远都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他们时刻都在思索，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才是想着如何去贯穿落实这些事情。

 

中国古代的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意思是说，我们每天都要不断地反省自己。学习了经济学之后，我们也需要时刻进行自我反省，首先问自己，我是否在做对的事情，然后再问自己，我是否在把事情做对。

 

曾子说三省吾身，其中一点是要时刻反省“传不习乎？”意思是，既然我已经学了孔圣人讲的道理，但我到底有没有去实践它呢？同样，学习了经济学的道理，我们也要时刻反省，我到底有没有去实践它呢？

 

我们每个人，时刻都在做决策，时刻都在做选择。我希望，每个学习经济学的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能够知行合一，做对的事情，把事情做对。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